世称陈恕为三司使，改茶法，歳计几增十倍。余为三司使时，考其籍，盖自景德中北戎入寇之后，河北籴便之法荡尽，此后茶利十丧其九。恕在任，值北虏讲解，商人顿復，歳课遂增，虽云十倍之多，考之尚未盈旧额。至今称道，盖不虞之誉也。
世传算茶有三说最便。三说者，皆谓见钱为一说，犀牙、香药为一说，茶为一说，深不然也。此乃三分法，其谓缘边入纳粮草，其价折为三分，一分支见钱，一分折犀象杂货，一分折茶尔，后又有并折盐为四分法，更改不一，皆非三说也。余在三司，求得三说旧案。三说者，乃是三事：博籴为一说，便籴为一说，直便为一说。其谓之“博籴”者，极边糖草，歳入必欲足常额，每歳自三司抛数下库务，先封椿见钱、紧便钱、紧茶钞。“紧便钱”谓水路商旅所便处，“紧茶钞”谓上三山场榷务。然后召人入中。“便籴”者，次边粮草，商人先入中粮草，乃诣京师算请慢便钱、慢茶钞及杂货。“慢便钱”谓道路货易非便处，“慢茶钞”谓下三山场榷务。“直便”者，商人取便，于缘边入纳见钱，于京师请领。三说，先博籴，数足，然后听便籴及直便。以此商人竞趋争先赴极边博籴，故边粟常先足，不为诸郡分裂，粮草之价，不能翔踊，诸路税课，亦皆盈衍，此良法也。余在三司，方欲讲求，会左迁，不果建议。
延州故丰林县城，赫连勃勃所筑，至今谓之赫连城。紧密如石，劚之皆火出。其城不甚厚，但马面极长且密。予亲使人步之，马面皆长四丈，相去六七丈，以其马面密，则城不须太厚，人力亦难兼也。余曾亲见攻城，若马面长则可反射城下攻者，兼密则矢石相及，敌人至城下，则四面矢石临之。须使敌人不能到城下，乃为良法。今边城虽厚，而马面极短且疏，若敌人可到城下，则城虽厚。终为危道。其间更多其角，谓之团敌，此尤无益。全藉倚楼角以发矢石，以覆护城脚。但使敌人备处多，则自不可存立。赫连之城，深可为法也。
刘晏掌南计，数百里外物价高下，即日知之。人有得晏一事，余在三司时，尝行之于东南，每歳发运司和籴米于郡县，未知价之高下，须先具价申禀，然后视其贵贱，贵则寡取，贱则取盈。尽得郡县之价，方能契数行下，比至则粟价已增，所以常得贵。各得其宜，已无极售。晏法则令多粟通途郡县，以数十歳籴价与所籴粟数高下，各类五等，具籍于主者。今属发运司。粟价才定，更不申禀，即时廪收，但第一价则籴五数，第五价即籴第一数，第二价则籴第四数，第四价即籴第二数，乃即驰递报发运司。如此，粟贱之地，自籴尽极数：其余节级，各得其宜，已无极售。发运司仍会诸郡所籴之数计之，若过于多，则损贵与远者；尚少，则增贱与近者。自此粟价未尝失时；各当本处丰俭，即日知价。信皆有术。
旧校书官多不恤职事，但取旧书，以墨漫一字，復注旧字于其侧，以为日课。自置编校局，只得以朱围之，仍于卷末书校官姓名。
五代方镇割据，多于旧赋之外，重取于民。国初悉皆蠲正，税额一定。其间有或重轻未均处，随事均之。福、歙州税额太重，福州则令以钱二贯五百折纳绢一疋，歙州输官之绢止重数两。太原府输赋全除，乃以减价籴粜补之。后人往往疑福、歙折绢太贵，太原折米太贱，盖不见当时均赋之意也。
夏秋沿纳之物，如盐麴钱之类，名件烦碎。庆历中，有司建议并合，归一名以省帐钞。程文简为三司使，独以谓仍旧为便，若没其旧名，异日不知。或再敷盐麴，则致重復。此亦善虑事也。
近歳邢、寿两郡，各断一狱，用法皆误，为刑曹所驳。寿州有人杀妻之父母昆弟数口，州司以不道，缘坐妻子。刑曹驳曰：“殴妻之父母，即是义绝，况其谋杀。不当復坐其妻。”邢州有盗杀一家，其夫妇即时死，唯一子明日乃死。其家财产户绝法给出嫁亲女。刑曹驳曰：“其家父母死时，其子尚生，财产乃子物；出嫁亲女，乃出嫁姐妹，不合有分。”此二事略同，一失于生者，一失于死者。
深州旧治靖安，其地碱滷。不可艺植，井泉悉是恶滷。景德中，议迁州。时傅潜家在李晏，乃秦请迁州于李晏，今深州是也。土之不毛，无以异于旧州，盐碱殆与土半，城郭朝补暮坏；至于薪刍，亦资于他邑。唯胡卢水粗给居民，然原自外来，亦非边城之利。旧州之北，有安平、饶阳两邑，田野饶沃，人物繁庶，正当徐村之口，与祁州、永宁犬牙相望。不移州于此，而恤其私利，亟城李晏者，潜之罪也。
律云：“免官者，三载之后，降先品二等叙。免所居官及官当者，期年之后，降先品一等叙。”“降先品”者，谓免官二官皆免，则从未降之品降二等叙之。“免所居官及官当，”止一官，故降未降之品一等叙之。今叙官乃从见存之官更降一等者，误晓律意也。
律累降虽多，各不得过四等。此止法者，不徒为之，盖有所碍，不得不止。据律，“更犯有历任官者，仍累降之；所降虽多，各不得过四等。”注：“各，谓二官各降，不在通计之限。”二官，谓职事官、散官、卫官为一官；勋官为一官。二官各四等，不得通计，乃是共降八等而止。余考其义，盖除名叙法：正四品于正七品下叙，从四品于正八品上叙，即是降先品九等。免官、官当若降五等，则反重于除名，此不得不止也。
此律今虽不用，然用法者须知立法之意，则于新格无所抵梧。余检正刑房公事日，曾遍询老法官，无一人晓此意者。
边城守具中有战棚，以长木抗于女墙之上，大体类敌楼，可以离合，设之顷刻可就，以备仓卒城楼摧坏或无楼处受攻，则急张战棚以监之。梁侯景攻台城，为高楼以临城，城上亦为楼以拒之，使壮士交槊，斗于楼上，亦近此类。预备敌人，非仓卒可致。近歳边臣有议，以谓既有敌楼，则战棚悉可废省，恐讲之未熟也。
鞠真卿守润州，民有斗殴者，本罪之外，别令先殴者出钱以与后应者。小人靳财，兼不愤输钱于敌人，终日纷争，相视无敢先下手者。
曹州人赵谏尝为小官，以罪废，唯以录人阴事控制闾里，无敢迕其意者。人畏之甚于寇盗，官司亦为其羁绁，俯仰取容而已。兵部员外郎谢涛知曹州，尽得其凶迹，逮系有司，具前后巨蟪状秦列，章下御史府按治。奸赃狼籍，遂论弃市，曹人皆相贺。因此有“告不干已事法”著于敕律。
驿传旧有三等，日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遽，日行四百里，唯军兴则用之，熙宁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递，如古之羽檄也。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时。有军前机速处分，则自御前发下，三省、枢密院莫得与也。
皇祐二年，吴中大饥，殍殣枕路，是时范文正领浙西，发粟及募民存饷，为术甚备，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希文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诸佛寺主首，谕之曰：“饥歳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于是诸寺工作鼎兴。又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监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文正乃自条叙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馀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是歳，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歳饥发司农之粟，募民兴利，近歳遂著为令。既已恤饥，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泽也。
凡师行，因粮于敌，最为急务。运粮不但多费。而势难行远。余尝计之，人负米六斗，卒自携五日干粮，人饷一卒，一去可十八日：米六斗，人食日二升。二人食之，十八日尽。若计復回，只可进九日。二人饷一卒，一去可二十六日；米一石二斗，三人食，日六升，八日，则一夫所负已尽，给六日粮遣回。后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并粮。若计復回，止可进十三日。前八日，日食六升。后五日并回程，日食四升并粮。三人饷一卒，一去可三十一日；米一石八斗，前六日半，四人食，日八升。减一夫，给四日粮。
十七日，三人食，日六升。又减一夫，给九日粮。后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并粮。计復回，止可进十六日。前六日半，日食八升。中七日，日食六升，后十一日并回程，日食四升并粮。三人饷一卒，极矣，若兴师十万。辎重三之一，止得驻战之卒七万人，已用三十万人运粮，此外难復加矣。放回运人，须有援卒。缘运行死亡疾病，人数稍减，且以所减之食，準援卒所费。运粮之法，人负六斗，此以总数率之也。其间队长不负，樵汲减半，所余皆均在众夫。更有死亡疾病者，所负之米，又以均之。则人所负，常不啻六斗矣。故军中不容冗食，一夫冗食，二三人饷之。尚或不足。若以畜乘运之，则驼负三石，马骡一石五斗，驴一石。比之人远，虽负多而费寡，然刍牧不时，畜多瘦死。
一畜死，则并所负弃之。较之人负，利害相半。
庆历中，河决北都商胡，久之未塞，三司度支副使郭申锡亲住董作。凡塞河决垂合，中间一埽，谓之“合龙门”，功全在此。是时屡塞不合。时合楷门埽长六十步。有水工高超者献议，以谓埽身太长，人力不能压，埽不至水底，矿河流不断，而绳缆多绝。今当以六十步为三节，每节埽长二十步，中间以索连属之，先下第一节，待其至底空压第二、第三。旧工争之，以为不可，云：“二十步埽，不能断漏。徒用三节，所费当倍，而决不塞。”超谓之曰：“第一埽水信未断，然势必杀半。压第二埽，止用半力，水纵未断，不过小漏耳。第三节乃平地施工，足以尽人力。处置三节既定，即上两节自为浊泥所淤，不烦人功。”申锡主前议，不听超说。是时贾魏分帅北门，独以超之言为然，阴遣数千人于下流收漉流埽。既定而埽果流，而河决愈甚，申锡坐谪。卒用超计，商胡方定。
盐之品至多，前史所载，夷狄间自有十余种；中国所出，亦不减数十种。今公私能行者四种：一者“末盐，”海盐也，河北、京、东、淮南、两浙、江南东西、荆湖南北、福建、广南东西十一路食之。其次“颗盐”，解州盐泽及晋、绛、潞、泽所出，京幾、南京、京西、陕西、河东、褒、剑等处食之。又次“井盐”，凿井取之，盖、梓、利、夔四路食之。又次“崖盐”，生于土崖之间，阶、成、凤等州食之。唯陕西路颗盐有定课，歳为钱二百三十万缗；自余盈虚不常，大约歳入二千余万缗。唯末盐歳自抄三百万，供河北边籴；其他皆给本处经费而已。缘边籴买仰给于度支者，河北则海、末盐，河东、陕西则颗盐及蜀茶为多。运盐之法，凡行百里，陆运斤四钱，船运斤一钱，以此为率。
太常博士李处厚知庐州慎县，尝有殴人死者，处厚往验伤，以糟灰汤之类薄之，者无伤迹，有一老父求见曰：“邑之老书史也。知验伤不见其迹，此易辨也。以新赤油繖日中覆之，以水沃其尸，其迹必见。”处厚如其言，伤迹宛然。自此江，淮之间官司往往用此法。
钱塘江，钱氏时为石堤，堤外又植大木十余行，谓之“滉柱”。宝元、康定间，人有献议取滉柱，可得良材数十万。杭帅以为然。既而旧木出水，皆朽败不可用。而滉柱一空，石堤为洪涛所激，歳歳摧决。盖昔人埋柱以折其怒势，不与水争力，故江涛不能为患。杜伟长为转运使，人有献说，自浙江税场以东，移退数里为月堤，以避怒水。众水工皆以为便，独一老水工以为不然，密谕其党日：“移堤则歳无水患，若曹何所衣食？”众人乐其利，乃从而和之。伟长不悟其计，费以钜万，而江堤之害，仍歳有之。
近年乃讲月堤之利，涛害稍稀。然犹不若滉柱之利，然所费至多，不復可为。
陕西颗盐，旧法官自搬运，置务拘卖。兵部员外郎范祥始为钞法，令商人就边郡入钱四贯八百售一钞，至解池请盐二百斤，任其私卖，得钱以实塞下，省数十郡搬运之劳。
异日辇车牛驴以盐役死者，歳以万计，冒禁抵罪者，不可胜数；至此悉免。行之既久，盐价时有低昂，又于京师置都盐院，陕西转运司自遣官主之。京师食盐，斤不足三十五钱，则敛而不发，以长盐价；过四十，则大发库盐，以压商利。使盐价有常，而钞法有定数。行之数十年，至今以为利也。
河北盐法，太祖皇帝尝降墨敕，听民间贾贩，唯收税钱，不许官榷。其后有司屡请闭固，仁宗皇帝又有批诏云：“朕终不使河北百姓常食贵盐。”献议者悉罢遗之。河北父老，皆掌中掬灰，藉火焚香，望阙欢呼称谢。熙宁中，復有献谋者。余时在三司，求访两朝墨敕不获，然人人能诵其言，议亦竟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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