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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先生诞生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

茅盾散文集 茅盾 2024-10-01

今天,我们隆重纪念鲁迅诞生八十周年。八十年,在人类历史上,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是,在中国,却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中国人民的三大敌人,曾经象三座大山一样,沉重地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人民的头上,现在,这三座大山已经在***领导之下,被中国人民胜利地推倒了!鲁迅,中国人民的伟大战士和伟大作家,唤醒中国人民反抗、推倒这三座大山的先驱者之一,他的毕生精力都是贡献给这个伟大而崇高的事业的。在他的八十诞辰的时候,我们能够在永远扫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的祖国,在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干劲冲天,建设着社会主义的时期,来举行纪念,是应该引以为自豪的,而且,也可告慰鲁迅于地下。一八八一年上距鸦片战争四十年,上距太平天国的失败仅十五年。这时期,由于***太平天国的军事胜利,对外屈伏而对内凶横的清皇朝的政权,获得暂时的稳定,自诩为“中兴。这以后的十年间,一度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船坚炮利所震慑的清朝统治集团把兴办洋务视为自己的续命汤,陆续举办了一些兵工厂、水师学堂,派遣留学生学习海军和航海,开办一些电报局,筑了几条短程铁路,也开办了若干民用厂矿。这样就展开了中国历史上官僚资本主义的第一页。这十年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也陆续在加紧和扩大。尤其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以教会为据点,以传教士为先遣队,从沿江沿海地区深入到内地,办报,办学校,办出版社,对广大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对于帝国主义的日益加紧的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清朝统治集团不但未加抵抗,反而开门揖盗,助纣为虐。然而,兴办洋务既不能增加清皇朝对外抵抗的力量,也不能改进中国人民的穷困落后状态;以官僚集团为主体所兴办的洋务反而便利了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帝国主义的加紧和扩大的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当然也进一步激起了中国广大人民的反帝斗争。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捻军以及西北、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武装起义,都给予清皇朝以沉重的打击,而反帝国主义、反清、反封建的人民运动——教案、农民起义,也此落彼起,连年不断,遍及全国各省。就这样,清朝统治集团所自吹自擂的中兴大业,转眼间已成一场春梦。这些历史背景,对于童年时代的鲁迅,不能不给予深远的影响。此后,正当鲁迅的少年、青年时期,历史大事件接连而来: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一八九八年戊戌***,一九○○年义和团的反帝武装斗争。这几桩历史大事件都促使更多的爱国志士投身于民族、民主***的运动,青年的鲁迅也参加了这个伟大的救中国的事业。但是,那时候的鲁迅,已经看到文化***、思想教育的极大重要性,因而他那时候的活动主要在于开展一个新的文化、文艺的运动;他在《摩罗诗力说》中介绍并鼓吹了爱国的反封建的浪漫主义的欧洲大诗人和他们的思想,在《域外小说集》中又介绍了十九世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无容讳言,鲁迅在当时也象同时代的许多民族、民主***运动的先驱者一样,把救中国的希望寄托于欧洲式的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然而,辛亥***以后中国政治的演变,换言之,辛亥***的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使鲁迅认识到此路不通,因而他曾经十分苦闷。伟大的十月***的炮声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的不少的民族、民主主义***的先驱者从此看到了救中国的康庄大道,鲁迅是其中的一人。然而,从***民主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并不是一夜之间可以完成的,而且也必须经过艰辛的战斗的考验。一九一九年以后十年间鲁迅的***活动和文学活动即是明显的证明。研究这一时期的鲁迅思想发展的过程,对于我们会有深刻的思想教育作用。但是,由于时间的限制,这个报告不可能谈到鲁迅的从***民主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从进化论走向阶级论的思想发展过程(附带说一说,今年十月恰又逢到鲁迅逝世二十五周年,五年前,在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的大会上,我曾经作了题为《鲁迅——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报告,今天我对于鲁迅思想发展的见解还跟那时一样,因而也觉得没有再炒冷饭之必要。)在这里,我只打算谈一谈对于我们当前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创作活动和提高修养具有实际意义的三个问题。这就是:一、鲁迅作譬如何服务于整个***事业!二、鲁迅作品的民族形式与个人风格。三、鲁迅的博与专。鲁迅的文学活动开始于本世纪初期(约在一九○三年前后),而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却要更早一些;他的《自题小像》诗(作于一九○一年)就表示了把生命献给祖国的决心。但是,作为文学家、思想家和***家的鲁迅,他的***活动和文学活动,却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正式开始的。在五四前夕,他写了有名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一九一八年),这是中国***文学的第一燕,也是鲁迅的***文学的第一朵花。后来他在《呐喊》自序(一九二二年)中说:“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事情。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一九三二年)中,曾经这样写道:“我做小说,是开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的时候的。这一种运动,现在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迹了,但在那时,却无疑地是一个***的运动。鲁迅毫不隐蔽他的作品的政治倾向性,和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目的性,在这篇《自序》中,他又写道:“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文学。…………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鲁迅在这里所说的遵命文学,就是遵***之命的文学,也就是反映了人民斗争和时代精神的文学。文学是***斗争的武器之一,鲁迅最善于灵活地运用这个武器从多方面来为***的政治服务。和《狂人日记》同时,鲁迅开始了杂文的写作。他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个文艺武器。从当时发表在《新青年》的随感录,直到他停止呼吸的前夕,他从各个角度,运用各种题材,或冷嘲热骂,或大声疾呼,或巧妙比喻,深刻地揭露了那时候的以各式各样嘴脸出现的封建妖孽和洋场恶少(买办意识)。这些杂文,以生动的极富于形象性的笔墨,表达了鞭辟入里而又耐人咀嚼的思想内容,给当时的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给当时的追求真理的广大青年以莫大的鼓舞和启发。在一九二五年,鲁迅曾经庄严地热情地宣布:“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涂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忽然想到》)坚决反对任何阻碍我们进步和发展的事物,就是鲁迅的***精神的中心一环,而也是贯串在鲁迅的文学活动的一根红线。鲁迅的一生和他的文学活动,都跟当时的民族、民主***运动,当时的阶级斗争,紧密地联系着;他的全部作品反映了一九一九——一九三六中国***运动的壮阔波澜,然而,同时也反映了作为当时***运动重要一翼的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时而正面交锋时而迂回突袭的长期而艰巨曲折的斗争。斗争的锋芒所指,常因时因地而不同。鲁迅是最善于辩证地看问题的。他曾经尖锐地指出:“***文学者若不想以他的文学,助***更加深化,展开,却借***来推销他自己的文学,则***高扬的时候,他正是狮子身中的害虫,……(《伪自由书》后记)他反对为艺术而艺术,指出这不过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消闲文学的别号;但他也反对不讲求技巧的标语口号式的作品。标语口号式的***文学是缺乏感染力的,是对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解和作法,实际上达不到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目的。他曾经强调指出:“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五言八韵,是只能欺骗盲试官的。(《***文学》)鲁迅很重视文学艺术的特征,以及把文艺作为手段为政治服务的特性,并严格地把文艺和其他的***宣传工具区别开来。在《文艺与***》(一九二八年)中,他写道:“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鲁迅这些对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文艺如何服务于政治的见解,在今天,对于我们也还有深刻的启发作用,而他的作品,则提供了文艺如何服务于***的政治的典范。他的题材范围非常广阔,他的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他的小说数量不多,然而展示了当时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刻划了这些人物的精神面貌,他的深刻的思想是和他所塑造的生动的形象密切结合的。他的杂文的天地则更为广阔,古今中外,宇宙之博大,蝇蚋之微小,兼包并蓄,然而或直接或间接,都为***服务,都为文化***之扩大与深入累积了资源,都给年青的***的一代提供了丰富的营养。鲁迅在谈到他自己的创作时,曾经说到某些外国古典作家对于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他早期的短篇小说里,依稀可见。但《狂人日记》不但寄托更为深远,而风度、气派,依然源出本土,非同移植。他说自己开始创作之际,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此则不但是自谦之辞,同时也是坦白地告诉我们:取人之长,以丰富自己的血肉,不但可能,而且是必要的。至于继承和发展本国的优秀传统,鲁迅曾屡次强调,而他的作品便是他身体力行的证据。鲁迅在继承和发展旧传统方面,目光四射,取精用宏,不限于我国古典文学,亦且旁涉其他姊妹艺术,例如在《我怎么做篇小说来》(一九三三年)中,他说过这样的话:“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他的著名的《拿来主义》,形象地说明了他对于古今中外文学艺术优秀遗产所抱的态度。他说:“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拿来主义》)他反对保守,反对故步自封。他提倡有分析有批判地创造性地继承古今中外一切文学艺术的优秀传统,起目的则是为了推陈出新。他说:“这些采取,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须溶化于新作篇中,那是不必赘说的事,恰如吃用牛羊,撇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论旧形式的采用》)正因为他重视拿来主义,他把大半精力付给了翻译和介绍外国的进步文学艺术。而且,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之下,翻译和传播***文艺理论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工作,有它极其巨大的政治意义。他曾把这种工作比喻为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美修士从天上窃火给人间,是“偷运军火给起义的奴隶。整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工作,也几乎和他的创作活动相始终。今年即将开始出版的《鲁迅辑录古籍丛编》三大卷,便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所搜集的古代艺术遗产,如石刻画像等,今后也将系统地进行整理和出版。)“拿来主义对于鲁迅作品的独特风格的形成,无疑地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即以驱使笔墨的技法而言,鲁迅的文学语言同我国古典文学(文言的和白话的)作品有其一脉相通之处,然而又是完全新的文学语言。在这些新的因素中(例如句法和章法),依稀可见外来的影响,然而又确是中国旗派,确是民族形式——当然,这在我国民族形式的历史上展开了新的一页。无论是他的小说、杂文、题词、乃至书信,一眼看去,便有他的个人风格迎面扑来。这种风格,可以意会,难以言传,如果要勉强作概括的说明,我打算用这样一句话:洗炼,峭拔而又幽默。但是,统一的独特的风格只是鲁迅作品的一面。在另一方面,鲁迅作品的艺术意境却又是多种多样的。举例而言:金刚怒目的《狂人日记》不同于谈言微中的《端午节》,含泪微笑的《在酒楼上》亦有别于沉痛控诉的《祝福》。《风波》借大时代中农村日常生活的片段,指出了教育农民问题之极端重要,在幽默的笔墨后面跳跃著作者的深思忧虑和热烈期待。《涓生的手记》则如万丈深渊,表面澄静、寂寞,百无聊赖,但透过此表面,则龙蛇变幻,跃然可见;这是通过一对青年男女概括了当时的不满于现状、正待洒开大步、别寻出路,而又思想上矛盾重重的广大知识青年的精神状态的。《故事新编》为运用历史故事和古代传说(这本是我国文学的老传统),开辟新的天地,创造新的表现方法。这八篇小说各有其运用史实,借古讽今的特点,但仍有共同之处,即:取舍史实,服从于主题,而新添枝叶,绝非无的放矢。《奔月》一篇,平空添了乌鸦,固有所讽;《采薇》却巧妙地化陈腐为神奇(鹿授乳、叔齐有杀鹿之心、妇人讥夷齐,均见《列士传》,《古史考》,《金楼子》等书,阿金姐这名字是鲁迅给取的),旧说已足运用,故毋须再骋幻想。至于艺术境界,八篇亦各不同;例如《补天》诡奇,《奔月》雄浑,《铸剑》悲壮,而《采薇》诙谐。大致说来,鲁迅在他的杂文中,运用了另一种艺术表现方法。这种表现方法,服从于杂文的政治任务,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鲁迅称杂文为匕首或投枪,脱手一掷,能致敌人于死命。他卓越地完成了自己所规定的任务!然而“匕首或投枪,倘就其作用而言,固然可以概括鲁迅的绝大部分的杂文;但鲁迅杂文的艺术手法,仍然是回黄转绿,掩映多姿。他的六百余篇、一百万字的杂文,包罗万有,除了匕首、投枪,也还有发聋振瞆的木铎,有悠然发人深思的静夜钟声,也有繁弦急管的纵情欢唱。我们说鲁迅的杂文是迅速反映现实的战斗性极强的一种文艺形式,此所谓战斗性,固然指对敌人的斗争,同时也指对自己阵营内的错误倾向的斗争,对迷路的朋友们的不妥协的坚持原则性的忠告,以及对中间分子的摇摆不定的针砭。在对敌斗争时,鲁迅用的是匕首和投枪,但在对内、对友、对中间分子时,鲁迅有时用醒木,有时也用戒尺,有时则敲起警钟;故就鲁迅的杂文而言,片面性和简单化的说法是不符合于实际的。鲁迅的生活经验是极其广泛而丰富的,这在他的作品(包括杂文)中可以看到。自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不可能象我们今天那样接近工人群众,和工人生活在一起,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了解工人阶级,并不意味着,他的思想感情和工人阶级没有共同之处;不,事实不是如此。所以然之故,在于鲁迅对当时中国广大的劳动人民(农民、手工业工人等等)的生活、思想、情感是十分熟悉的,而尤其重要的一点是鲁迅在他的思想发展的过程、从战斗的经验中,认识了人类(包括中国人民)的前途依靠着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而且正象他在一九○一年《自题小像》说的我以我血荐轩辕,他在一九二七年以后直至呼吸停止的一瞬前,他坚决不移地认清了为共产主义而斗争也就是为祖国的解放而斗争,他无时无地不为中国工人阶级事业的胜利而奋斗,在三十年代,鲁迅所走的道路,不仅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具有典型的意义,对其它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知识分子说来,也具有典型的意义;而且在六十年代,这也依然具有典型的意义:真正地谋求祖国人民获得真正解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知识分子必将走着象鲁迅那样走过的道路。除了广泛的生活经验,鲁迅的学问也是极其渊博的,这表现在他的学术性著作中,也表现在他的杂文中。我在前面提到过,《故事新编》中的《采薇》无一事无出处;从这样一篇小说就可以窥见鲁迅的博览。而他的全部杂文,则展示了他对于历史(中国和外国的)、科学(特别是生物学)、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的广博的知识和深刻的理解。正因为具有这样广博深厚的基础,所以鲁迅的杂文在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博与专,在鲁迅作品中的辩证的统一,对于我们也是学习的典范。同志们,朋友们!鲁迅诞生已有八十周年了,他离开我们也快到二十五周年了。在纪念他的八十诞辰的时候,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在***和***的亲切关怀和英明领导之下,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果。

更新于:2个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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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显微 · 著
  • 不空罥索毗卢遮那佛大灌顶光真言

    《不空罥索毗卢遮那佛大灌顶光真言》一卷,唐不空译。自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之第二十八卷抄译者。世所谓光明真言,即此中之陀罗尼也。

    佚名 · 著
  • 不动使者陀罗尼秘密法

    《不动使者陀罗尼秘密法》一卷,唐金刚菩提译。明使者即遮那化身,能满种种愿,及证无上菩提.

    佚名 · 著
  • 播般曩结使波金刚念诵仪

    《播般曩结使波金刚念诵仪》译曰步掷。金刚神之名也。有播般曩结使波金刚念诵仪一卷。

    佚名 · 著
  • 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真言

    《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真言》全一卷。为唐代不空(705~774)所译之密教经典。又作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真言、毗沙门随军护法真言。收于大正藏第二十一册。本书乃叙述毗沙门天诸种成就法、毗沙门天王之咒及画像法、根本印、吉祥天女印、赞等,并引用四天王经,列举其念诵法及解秽陀罗尼。又其中诸成就法一段与多闻天王陀罗尼仪轨为同本异译。

    佚名 · 著
  • 冰揭罗天童子经

    《冰揭罗天童子经》全一卷。唐代不空译。收于大正藏第二十一册。内容述说冰揭罗天童子之念诵法、造像法、陀罗尼法、印契等。

    佚名 · 著
  • 燕都日记

    《燕都日记》《燕都日记》系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三月以后冯梦龙的日记。日记环绕李自成进攻燕都,明王朝灭亡之故实,带及许多方面有关实况,其中若干细节,为一般正史所未详。

    冯梦龙 · 著
  • 因明入正理论义纂要

    《因明入正理论义纂要》汉传因明著作,唐慧沼著。该著是对商羯罗主《因明入正理论》要义诠释的汇集,对《因明入正理论》解题目在《大疏》五解的第三解下更助二解。对“能破定非似立、似破”、“本欲成法依有法,不欲成有法依法”、“显因同品”等作了专门的阐释。现存于日本《续藏经》第一辑第八十六套第五册,商务印书馆1923年影印出版。

    慧沼 · 著
  • 苕溪渔隐丛话

    《苕溪渔隐丛话》南宋胡仔编。10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84年版。该书是在《诗话总龟》影响下编辑的,两者是姊妹篇,集中了北宋以前诗话的精华。在编排体例上,以人为纲连类而及,对一些琐闻轶句采取分类附录办法,眉目清楚。凡属大家,均出其名,以年代为先后,把作家与作品、作品与本事有机地组织在一起,使文学流变的脉络清楚地呈现出来。于记事之外,兼重品评,学术性强。作者阅读面广,对于所辑录的材料经过严格选择,附有案语评议,申明自己的观点。纵横比较,眼界开阔。如论杜甫的诗学渊源、《杜鹃行》等,都能在充分引证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再提出自己的更为深刻、全面的看法。对杜诗出典、乘槎典故、韩愈《听颖师弹琴》、王建《宫词》中他人误入之作的探讨辨析,亦具此特点。这些问题往往是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公案,作者把主资料收集在一起,对研究者十分有用。作者独特的批评眼光还表现在能总结、点明诗歌本身的特殊规律,如对杜甫律诗变体、律诗扇对格的界定、分析皆令人信服。书中还经常引用三山老人(作者的父亲》语录评论某一诗人或作品,亦多精见,如论杜甫五言排律腾挪跌宕的格局、论《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的深刻寓意等等。作者论诗,推崇李杜,认为他们都是集大成者。此外还收有

    胡仔 · 著
  • 因明义断

    《因明义断》佛典注疏。唐慧沼撰。一卷。是《因明入正理论》的论释书。旨在辨析诸家有违本论宗旨的言论,同时宣扬初祖窥基之说。慧沼另撰有《因明入正理论义纂要》一卷,阐发本书未涉及的论点。见载于日本《大正藏》。

    慧沼 · 著
  • 薛氏集异记

    《薛氏集异记》小说。唐薛用弱撰。二卷,又作一卷或三卷。用弱字中胜,河东(今山西)人。长庆、太和时曾任光州刺史等职。是书所记多为隋唐时奇闻异事,主人公多为士人、诗家、释道者流。故事情节完整,亦较曲折,有形象刻画,叙述颇具文采。如王积薪妇姑对弈、狄仁杰赌集翠裘、王维奏“郁轮袍”曲、王之涣三诗人旗亭画壁诸故事等等

    薛用弱 · 著
  • 佛说顶生王因缘经

    《佛说顶生王因缘经》宋北印土沙门施护等译,佛在祇园,因胜军王请问,为说往昔修布施行。从王顶生,乃至统四大洲,诣忉利天,总经一百十四帝释谢灭。

    佚名 · 著
  • 四分戒本疏

    《四分戒本疏》又名《四分律戒本疏》、《四分戒疏》。佛教戒律注疏。作者不详。或首题:“沙门慧述”。四卷。北图有藏12等三十七号,其中不少卷子首尾可相接。英法等国藏有S.1144、P.2064等近二十号。《敦煌劫余录》谓:此文“与唐法砺所撰之《四分戒本疏》互校,文句虽有出入,意旨要自不殊。考《续高僧传·法砺本传》:‘讲律临漳,休与有功。’《慧休本传》亦云:‘尝听砺公讲律。’此疏或即慧休法师听讲时笔录。而今藏本殆后人依据慧师所录,增益而成耶?”此文分门与法砺疏同,内容亦较接近。但沙门“慧”是否名“慧休”,或“慧述”本身即为人名,待考。此文与法砺疏是何关系尚需研究。历代大藏经未收,日本《大正藏》将卷一、二、三等三卷收入第八十五卷。

    佚名 · 著
  • 性命古训辨证

    《性命古训辨证》傅斯年著,1947年商务印书馆版,分上下2卷,共22章。辨证了周代金文中生、令、命三字之统计及字义;《周诰》中性字、命字;《诗经》、《论语》、《左传》、《国语》中之性字、命字;告子、孟子、荀子,《吕氏春秋》言性之本原及区别;生字与性、令、命诸字之语言学关系;阐释了周初人之帝、天、天命无常之义;诸子天人论道源;自类别的人性观至普遍的人性观;《墨子》非命论;汉代性之二元说,理学之地位。本书是为辨证阮元《性命古训》而作,对研究中国伦理学史有一定参考价值。

    傅斯年 · 著
  • 大乘四法经释抄

    《大乘四法经释抄》大乘四法经释抄,一卷,佚名,编号二七八四。

    佚名 · 著
  • 庄子解

    《庄子解》解说《庄子》一书的著作。中华书局1964年本,1册,33卷。王夫之著,王敔《增注》,王孝鱼整理。此书说解《庄子》,注重其思想内容及方法。每篇之首,冠以篇解,综括全篇大意。每段之后,加以解说,以描述庄子的思维过程。王氏认为《寓言》和《天下》乃全书序例,非庄子本人不能写出,内篇亦出庄子之手。对杂篇《庚桑楚》尤为重视,以为庄子基本思想已囊括其中。《让王》、《说剑》、《渔父》、《盗跖》四篇定为赝作,屏不解说。至于各篇中单词句义,也往往有新的解释。此书评《庄子》,志在除去前人以儒佛两家所作的附会,还其历史本来面目,同时还隐为指出其局限。王敌对本书的《增注》,引用古今各家之说颇多,对明代名著,亦偶有采录。此书整理时用金陵刻本作底本,参校湘西草堂本。书前有点校说明,以及清王天泰、董思凝的两篇序言。

    王夫之 · 著
  • 论道

    《论道》哲学著作。金岳霖著。为作者建构自己哲学体系的本体论著作。除绪论外,分8章。书中所说的“道”,既源于中国传统哲学,又不完全与之相同。如老子所说的道是“先天地生”的“万物之宗”,而金氏的道主要是指宇宙万事万物川流不息运动变化的根据、历程和规律。同时也吸取了西方哲学家休谟《人性论》混淆理与势、否定客观规律的教训,认为“理有固然,势无必至”,因而从本体论上解决了被休谟动摇了的科学理论基础问题。所以作者认为,他的“道”是“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论道》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6页)。作者认为,世界上存在三大文化区:希腊、印度和中国。“每个文化区有它的中坚思想,每一中坚思想有它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同上书第16页)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是道,中国思想与感情两方面最基本的原动力也是道。作者以道作为他哲学体系的基本概念,说明他要发扬和继承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书中把逻辑分析方法应用于哲学研究,在旧中国亦开风气之先。本书由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1987年重印。

    金岳霖 · 著
  • 新庵译屑

    《新庵译屑》《新庵译屑》,九十题九十四篇。署“上海新庵主人译述”。光绪三十四年八月(1908年9月),吴趼人应周桂笙(即新庵主人)之请,为之编辑并作序。并将周桂笙原为《知新室新译丛》所写《弁言》置于卷首。但当时并未以单行本出版。吴趼人去世后,周桂笙大约又增加了若干篇目,计得九十题九十四篇,与其所著《新庵随笔》合编为一册,合称《新庵笔记》,其中卷一、卷二为《新庵译屑》上、下,卷三、卷四为《新庵随笔》上、下,并增任堇《序》一篇,于1914年8月由上海古今图书局出版。 《新庵译屑》所收作品来自四个部分: (一)《知新室新译丛》,共计二十篇,全部入选《新庵译屑》。 (二)《新庵译萃》,共计六十七篇,入选《新庵译屑》者五十九篇。 (三)《自由结婚》,同题四篇,均入选《新庵译屑》。 (四)散作十题十一篇,除《俭德》一篇选自《新庵随笔》外,未见在报刊上发表,可能是周桂笙新增译作。 在《新庵译屑》九十题九十四篇译作中,吴趼人加评者三十二篇。此外,原《新庵译萃》中有一篇《欧洲糖市》,也附吴趼人的评语,而《新庵译屑》漏收,今为之补入。如此,《新庵译屑》总计为九十一题九十五篇,其中吴趼人加评者三十三篇。

    吴趼人 · 著
  • 律戒本疏

    《律戒本疏》律戒本疏两种各一卷,一,首缺,北周玄觉题记,编号二七八九。二,首缺,西魏昙远题记,编号二七八八。

    佚名 · 著
  • 先秦学术史

    《先秦学术史》收录傅斯年有关先秦学术研究的相关内容。主要内容包括:战国子家叙论、与顾颉刚论古史书、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社会的缘故、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等内容。

    傅斯年 · 著
  • 律杂抄

    《律杂抄》律杂抄,一卷,首缺,编号二七九〇。

    佚名 · 著
  • 小经理

    《小经理》现代短篇小说。赵树理著。沈阳东北新华书店1948年8月初版。列入“大众文艺小丛书”。作品描写了解放区供销合作社新旧人物矛盾和斗争的故事。三喜“从小就是个伶俐的孩子”,但是“因为家穷”,“没有念过书,不识字”,“长大了不甘心,逢人便好问个字”,“也认了好几百”。1942年减租减息后,他在与合作社旧经理、原来的高利贷者张太的斗争中,表现积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群众推选他任合作社经理。当上经理后,三喜暗下决心刻苦学习,克服缺少文化的困难,掌握了合作社的业务知识,战胜了思想上还没有转变过来的掌柜王忠的捉弄和刁难,如磨洋工、装病等,办好这个小小村的合作社,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小经理。小说以通俗、形象的语言,简短的篇幅,表现了合作社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新人。

    赵树理 · 著
  • 陶甓公牍

    《陶甓公牍》晚清徽州知府刘汝骥所编撰,清宣统辛亥(1911)夏安徽印刷局校印,刘汝骥在晚清新政时期组织对徽州进行社会调查的文献汇编,凡十二卷:卷一“示谕”;卷二至卷九“批判”,包括吏科、户科、学科、兵科、刑科、工科、宪政科等;卷十“禀详”;卷十一“笺启”;卷十二“法制科”,包括民情习俗、风俗习惯、绅士办事习惯等。内容涉及晚清徽州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极具史料价值,是研究晚清徽州乃至中国社会政治、经济转型、民众生活及社会变迁等翔实而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刘汝骥 · 著
  • 实干家潘永福

    《实干家潘永福》赵树理著。发表于《人民文学》1961年4期。取材于真人真事的传记体小说。潘永福是山西沁水县农民出身的干部,参加革命前热心为群众办事,又有熟练的生产技术,深受群众爱戴。参加革命后当了农村干部,始终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作品着重表现他在1959年和1960年办农场、修水库等工作中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作风。尤其在经营管理上,讲究实际,精打细算,管理有方。作品选择人物一生中的若干典型事例,热情歌颂了对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高度责任心的无产阶级实干精神,是对当时“浮夸风”的有力批判。小说一发表,是一篇切中时弊、醒人耳目的优秀之作。

    赵树理 · 著
  • 宗四分比丘随门要略行仪

    《宗四分比丘随门要略行仪》宗四分比丘随门要略行仪,一卷,首缺,编号二七九一。

    佚名 · 著
  • 地持义记

    《地持义记》佛典注疏。作者及原经卷数不详。似为五卷。首残尾存。尾题“《地持义记》卷第四。沙门善意抄写受持流通末代。”是对北凉昙无谶译《菩萨地持经》的疏释。现存残卷自卷七“云何菩萨四无碍慧”疏释至卷八《法方便处菩萨相品第一》末。因卷一佚亡,故科分不清,但释义精辟扼要,研究者或谓作者受真谛译《大乘起信论》影响。据《新编诸宗教藏总录》,隋慧远撰有《地持经义记》十卷,今唯存三卷,已编入日本《卐字续藏》,但与此《义记》不同。历代大藏经未收,后被收入日本《大正藏》第八十五卷。

    佚名 · 著
  • 三部律抄

    《三部律抄》三部律抄,一卷,首缺,旷许题记,编号二七九三。

    佚名 · 著
  • 后山谈丛

    《后山谈丛》四卷。宋陈师道 (1053—1101)撰。陈师道字履常,一字无己,号后山,彭城 (今江苏徐州)人,博学精深,熟通诸经,喜作诗,与苏轼、黄庭坚、秦观、张来、晁补之、李荐并称“苏门六君子”。由苏轼等荐为棣州 (今徐州)教授,徽宗时,官至秘书省正字。著有《后山集》、《后山谈丛》、《后山诗话》传于世。此书陆游《老学庵笔记》疑为后人伪托,或以为是其少时所作。余嘉锡 《四库提要辨证》考证: 陈师道《后山集》前,有其门人魏衍附记,称 《谈丛》、《诗话》别自为卷,故此书确为陈师道所作。此书所记皆宋代政事、边防、朝野琐事、文人轶闻等,共二百七十一条,对研究宋史有一定参考价值。文笔简洁高古,颇具文学性。有 《四库全书》本、《宝颜堂秘笈》本、《学海类编》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后山集》后附刊本。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李伟国点校本,与 《萍州可谈》合刊。

    陈师道 · 著
  • 十六大罗汉因果识见颂

    《十六大罗汉因果识见颂》天竺沙门阇那多迦译,范仲淹序,其内容乃十六国大阿罗汉为摩拏罗多等诵佛说因果识见悟本成佛大法之颂偈颂皆押韵语义俱妙。经首有对“因果识见”的题解:因者因缘;果者果报;识者识自本心;见者见其本性。若因缘有善果报有福则自识其本心见其本性使万法不生当得成佛。

    佚名 · 著
  • 妙法莲华三昧秘密三摩耶经

    《妙法莲华三昧秘密三摩耶经》全一卷。唐代不空译。又作大莲华三昧秘密三摩耶经、无障碍经、莲华三昧经。收于卍续藏第三册。本经系以密教观点来解说妙法莲华经,全经以金刚萨埵之请问及大日如来之答说形式所成。其内容,初举‘归命本觉心法身’等二颂八句之本觉赞;此赞偈颇为著名,被视为古来三世诸佛随身之偈,又为一切众生成佛之文。次述法华经二十八品中之前十四品以文殊为本尊,后十四品以普贤为本尊之义,并阐说五重、九重之普贤。其后又于方便秘密三摩耶品、见宝塔秘密三摩耶品等诸品之中,分别宣说‘十如是’与‘八叶九尊’之配当方法、宝塔与法华经根本一字阿字之深旨、提婆达多之本源、龙女及草木成佛之密咒、久远实成如来之尊形、心真言、住所,与常不轻菩萨礼拜之意义等。

    佚名 · 著
  • 甲申纪事

    《甲申纪事》记录明末史事的丛刻,又名为《甲申纪闻》。明代冯梦龙辑。共十三卷,附录一卷。五月一日,清军进占北京城。紧接着,明朝残余势力又拥戴福王朱由崧登基,在南京建立了弘光小朝廷,史称“南明”。同年九月,“九王子”顺治帝从沈阳迁至北京,将北京定为清朝首都。从此,开始了清王朝将近二百七十年统治中国的历史。关于这一年的史事,有许多文人墨客对其挥毫泼墨,有的记叙当时事变的过程,有的记录明亡时诸大臣的各种言行,还有的搜集各种轶文怪事敷演为文。冯梦龙的《甲申纪事》便是汇集记载甲申之年史事的诸多野史稗乘稍加编辑而成的,当然,其中也有两卷是作者自己的创作而成的,如第二,第三卷。

    冯梦龙 · 著
  • 书集传

    《书集传》《尚书》学著作。宋蔡沈所作《尚书》注本。六卷。蔡从学于朱熹,朱熹死前一年命蔡作此书,故书中不少地方融进了朱熹的学说成果。其自序说:“沈自受读以来,沈潜其义,参考众说,融会贯通,乃敢折衷。微辞奥旨,多述旧闻。二典三谟,先生盖尝是正,手泽尚新,呜呼,惜哉!《集传》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师说,不复志别。”该本遍注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五十八篇,并于篇中分别标明今文古文的有无,改正《孔传》的训诂。疏通证明,比孔颖达疏简易清晰,且大体精当。元代将此书与古注疏并立学官,而独此书倍受士子青睐。明代永乐年间,胡广奉敕撰《书传大全》,用《蔡传》为主,此后,一直用作试士的标准注本,直到清末科举制度废止时。该书于宋理宗淳祐(1241——1252)年间由其子蔡杭进于朝廷时,附有《小序》一卷,专门辨驳百篇《书序》的讹误。元末明初的刊行本尚连《小序》,然《宋史·艺文志》所著录者亦止六卷,似不包括《小序》。有《四库全书》本。

    蔡沈 · 著
  • 德育鉴

    《德育鉴》近代梁启超编纂。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二月作为《新民丛报》临时增刊发行。分《辨术》、《立志》、《知本》、《存养》、《省克》、《应用》六章,其重点在《知本》一章。认为“道德之根本则无古无今无中无外而无不同”,“道德者,不可得变革者也”(《德育鉴·例言》)。在道德修养方法上批评朱熹而推崇王守仁,认为“朱子之大失,则误以智育之方法为德育之方法”,是“头痛灸头,脚痛灸脚”,抓不住根本,终无收效之期(《德育鉴·知本》);王守仁专主“致良知”,是“专治病根”,可以收到“一了百了”的效果。宣称“致良知”说“是千古学脉,超凡入圣不二法门”(同上)。认为“今日求精神教育”时“惟有奉阳明先生为严师”,以王学为“独一无二之良药”(同上)方可。收入《饮冰室合集》的《专集》第6册。

    梁启超 · 著
  • 至大金陵新志

    《至大金陵新志》元南京都邑志。十五卷。元张铉撰。刊行于至正四年(1344年)。该志采用纪传体,分为图考、通纪、世表、代表、志、谱、列传、摭遗、论辨。图考“以著山川郡邑形势”;通纪“以见历代因革,古今大要”;表、志、谱、传“以及天人之际,究典章文物之归”;摭遗论辨“以综言行得失之微,备一书之旨,文摭其实,事从其纲”。卷一,地理图。卷二,金陵通纪。卷三,金陵表。卷四,疆域志。卷五,山川志。卷六,官守志。卷七,田赋志。卷八,民俗志。卷九,学校志。卷十,兵防志,卷十一,祠祀志。卷十二,古迹志。卷十三,人物志。卷十四,摭遗。卷十五,论辨。

    张铉 · 著
  • 诗经世本古义

    《诗经世本古义》二十八卷。明何楷撰。楷字元子,镇海卫(今属浙江省)人。楷博综群书,尤邃经学。天启进士。值魏忠贤乱政,不谒选而归。崇祯间迁科给事中,举劾无所避。杨嗣昌夺情入阁,楷劾之,忤旨贬二秩。福王命掌都察院,几为忌者所害。漳州破,抑郁而卒。着有《周易订诂》、《诗经世本古义》。是书论《诗》专主孟子“知人论世”之旨,依时代为次,故名曰“世本古义”。始于夏少康之世,以《公刘》、《七月》、《大田》、《甫田》诸篇为首;终于周敬王之世,以《曹风·下泉》之诗殿后。计三代有诗之世,凡二十八王,各为序目于前。又于卷末仿《序卦传》例,作属引一篇,用韵语排比成文。凡名物训诂,考证详明,典据精确,有可取之处。然于史实颇多舛误,读者当引以为鉴。是书有清嘉庆二十四(1819)年谢氏刻本。清徐时栋校并跋,另有《四库全书》本。

    何楷 · 著
  • 雨山和尚语录

    《雨山和尚语录》二十卷,清上思说,有塔铭。南岳下第三十七世,嗣巨渤恒。卷第一住庐山镜湖院语,卷第二住延令庆云寺语,卷第三住延令庆云寺语,卷第四住东鼓法轮寺语住龙舒白云院语,卷第五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六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七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八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九住如皋大觉院语,卷第十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十一住昭易极乐院语,卷第十二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十三住海虞三峰清凉院语,卷第十四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十五机缘,卷第十六颂古,卷第十七诗偈,卷第十八法语书问,卷第十九杂着,卷第二十佛事。

    雨山上思 · 著
  • 清河书画舫

    《清河书画舫》十二卷。中国书画著录书。明代张丑撰。丑生平在《张氏书画四表》中著录。此书成于明万历四十四年,取黄庭坚“米家书画船”诗句意为此书名。前有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严诚序及例略。卷一至卷二为三国、晋(莺字号、嘴字号),卷三至卷五为南北朝、唐、五代(啄字号、花字号、红字号),卷六至卷十一为宋元(溜字号、燕字号、尾字号、点字号、波字号、绿字号),卷十二为明(皱字号)。全书共收自晋钟繇至明仇英一百四十家。其中书家包括少数书兼画家共七十人左右,书画几乎各占一半。以书画家为纲,以其书画作品流传者为目。首列真迹,次采与真迹有关之题跋等,各注所出。其题跋有录自真迹,有录自书画史、书谱、书品、题跋、著录及各家文集,有据传闻补入。均为有作者生平、作品的形成、品评、流传、递藏、鉴定等方面的内容。时有张丑进行评论及考证的按语。所采详备,考证亦精审。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明代赏鉴之家考证多疏,是编独多所订正”。如《宋史·米芾传》载米芾卒年四十八,而米芾尚有四十八岁以后所作真迹流传;张丑据此考证,认为米芾生于皇祐三年(1051年),卒于大观元年(1107年),年五十七,恰与米芾印迹“辛卯米芾”相合,足补《宋史

    张丑 · 著
  • 丽情集

    《丽情集》宋代文言传奇小说集。北宋张君房纂辑。是书专录“古今情感事”,故名。原本二十卷,《郡斋读书志》著录,今已佚。《类说》、 《绀珠集》均收有此书,但均为摘引片断, 不是原文。宛委山堂本《说郛》所收,与《绀珠集》大致相同,似即据后书转录。今人程毅中撰《〈丽情集〉考》, (刊《文史》十一辑),以《类说》本为基础,广征宋、元、明人著作,辑考此书的篇目、本事、作者及出处等,共得三十八篇。

    张君房 · 著
  • 蕉庵诗话

    《蕉庵诗话》魏元旷的《蕉庵诗话》及其续编在民族意识领域总体以满汉民族关系探讨为中心,围绕社会鼎革导致的遗民思想与遗民意识内容,具体落脚在以下方面:称颂遗民节义,斥责临危易主、变节之人,记录变名、易服、复辟之故事,蕴归隐之志,以史笔载录诗词,以春秋笔法展现"孤露遗臣"之情怀。这种"关乎时政"的特征固然与诗歌理论的贫乏有关,但更多地反映了社会鼎革下作者的民族情感变化及在社会转型中的心态。

    魏元旷 · 著
  • 献贼纪事略

    《献贼纪事略》作者无名氏。不分卷。本书主要记述明末陕西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忠事迹,对其起义始末记述较为完整,是研究明末农民起义大西军的重要资料。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整理本。

    佚名 · 著
  • 千金宝要

    《千金宝要》医方著作。6卷。唐孙思邈原撰,宋郭思编纂于宣和六年(1124年)。此书乃选取《千金方》中部分医论和有效单方,使人知防病于未发之前及已病后治疗之法;并附有郭思及他人效方。分妇人、小儿、中毒等17篇。为使之广泛流传,宣和六年(1124年)刻碑于华州公署;迄明景泰六年(1455年)杨胜贤以石碑于冬月不便摹印,始易刻木板印行。明隆庆六年(1522年)秦王守中喜其方之简便,药之近易,鉴于天下之游耀州真人洞者,岁无虚日,日无虚时,因刻石于洞前。其碑现仍完整珍藏陕西耀县药王山真人洞前千金宝要碑亭内。现有明隆庆六年刻石之拓本及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以后的近10种刊本、石印本。

    郭思 · 著
  • 续通典

    《续通典》中国典章制度史专著。清乾隆时三通馆史臣奉敕编修。成书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之间,有武英殿刊本,浙江书局复刻本,1935—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十通》合刊本,本书影印精装1册。本书为《通典》之续书,共150卷,分类大致与《通典》相同,仅把兵与刑分列,计为9典。包括《食货典》16卷、《选举典》6卷、《职官典》22卷、《礼典》40卷、《乐典》7卷、《兵典》15卷、《刑典》14卷、《州郡典》26卷、《边防典》4卷。记载唐至德元年(757)至明崇祯十七年(1644)间史事,以明代典制为最详。资料除来自正史外,还引用了《唐六典》、《唐会要》、《五代会要》、《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山堂考索》、《契丹国志》《大金国志》、《元典章》、《明会要》、《明集礼》以及唐宋元明各代文集、奏议等。资料较为丰富,编排亦较条理,对研究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本书内容与《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有些重复。

    多人 · 著
  • 温疫论

    《温疫论》《温疫论》亦作《瘟疫论》,系温病专书。2卷,补遗一卷。明·吴有性撰。书成于1642年(崇祯15年)。书中讨论瘟疫证治,吴氏谓“温”、“瘟”二字没有区别,都属于温热病范围,因以“温疫”名书。书中阐明了瘟疫与伤寒相似而迥殊的新见解,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又称疠气、戾气)。指出瘟疫自口鼻而入,伏于膜原,其邪在不表不里之间;其传变有九。又列举温疫与伤寒相反的十一种情况(如脉、舌等的不同),提出温疫先里后表,里通表和的治疗总原则,创用达原饮、三消饮等方剂予以调治,开后世治温疫一大法门。原书2卷未多加诠次,很象是随笔记录而成。清代编《四库全书》时,将下卷安神养血汤、太极丸等条,以及成书后陆续补入的正名、伤寒例正误、诸家瘟疫正误等篇,并为一卷,以作补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此书曰:“瘟疫一证,始有绳墨之可守,亦可谓有功于世矣。”同时指出书中不足为:“其谓数百瘟疫之中,乃偶有一伤寒;数百伤寒之中,乃偶有一阴证,未免矫枉过直。”该书问世后,流传甚广,康熙年间日本即有刊本,国内翻刻本及阐释发挥之书甚多,建国后有多种铅印书及评注本。

    吴有性 · 著
  • 现报当受经

    《现报当受经》佛教经典。著译者不详。一卷。本经的主旨是讲罪业报应。谓一妇人因嫉妒,杀害妾生之子,后世得种种恶报。又因曾解衣带布施辟支佛,故后值佛拯救。此经最早见录于《大周刊定众经目录》,被判为伪经,故历代大藏经未收。敦煌遗书中有收藏,后被收入日本《大正藏》第八十五卷。是否疑伪经尚需研究。

    佚名 · 著
  • 像法决疑经

    《像法决疑经》中国人假托佛说所撰经典。作者不详。一卷。本经谓如来应常施菩萨所问,回答未来像法世界中众生作何福德最为殊胜的问题。认为应修慈悲心,布施贫穷孤老及至饿狗,提出布施更胜于敬佛法僧三宝,为六度之首。经中对像法期中,僧俗人等的造恶及佛法的颓废作出种种预言,谓善必有恶,盛必有衰,虽佛法亦不能免。最后谓未来世四辈弟子能于本经生欢喜心,所得功德无量无边。本经最初见录于《法经录》,被判为伪经,但后世亦有人持不同意见。历代大藏经未收,敦煌遗书有收藏。日本曾据传入的经本收入《卐字续藏》。敦煌出土后,又被收入日本《大正藏》第八十五卷。

    佚名 ·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