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回再上旅途

第七回 再上旅途

１．不随境转

当刘瑾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稳定住局面以后，他便稍微缓和一下杀伐之气，化解一下矛盾，这是起码的政治技巧，一点也不能说明他变好了，只说明他还不想把大明朝一脚踹烂。这对于压在五指山下的王阳明就算揭下了***的法帖。1510年，正德五年三月，阳明结束了他的流放生涯。够了，他的进修也初步功德圆满了。--他自己戏称这叫世事验来还自领。用今日酸词儿说，就是性格就是命运。

离别一个地方，据说相当死一次。对于阳明此时的心情来说，这句话不算夸张。尽管这三年来，他时刻都想离开这里，但真让他走啊，他还颇感慨。因为，这时，问题的性质变了。现在是要离开朋友和同学的问题，不是与刘瑾的恩怨纠缠了。这些地方本不值得太细看，但在人生的拐弯处，最能见出一个人的性情，对于一个性情直接产生哲学的心学家，现在是观察他理解他的好机会。

他一点也没有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畅;也没有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自然也没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傲;他平静得让人泄气，这是理学家（心即理，心学属于广义的理学）不同于纯情诗人的地方。已经知行合一了的人，其情既不放，也不矫，更何况此时的阳明正主张精一于静呢。

最重要的是，他知道刘瑾的时代并没有过去，从龙场驿丞提拨为庐陵县令，并不等于世道变了。这个现实与他内心的境界有着悲剧性的距离，只是，他不会天真地任性耍孩子脾气罢了。再说“逢苦不戚，得乐不欣”始终是心体如如不动的高境界。阳明在现实问题中，又始终是冷静务实的，他自然去上任，但无可无不可尔:

也知世上风波满，还恋山中木石居。

也知世事终无补，亦复心存出处间。

他对学生的临别赠言是:

坐起咏歌俱实学，毫厘还谴认教真。

这好象有点矛盾:既无可无不可，又认真于一举手一投足之间。其实是问题的层面不同。对待不确定的事世，只能用不即不离的态度才少上当少钻老鼠洞。跟任何风跟得太紧了都可能受捉弄。唯有料理我心才是第一等事，才是实学，才是与自己真切相关的事情。修练心体是不能丝毫马虎的，心体也是至为精密的，往往在体上差之毫厘，在用上就会失之千里。

合一的特点就是在日用中做工夫的。他当老师也与学究不同，他说:改课讲题非我事，看来，他在贵阳书院已公开地按自己的方式来培养学生了。他的教学中心就是研几悟道（心学尤重这个几字）。活学活用，始终是王学的基本特征，也是知行合一的题中应有之意。始终去追求当下此即的思维最高阶段--具体，是王学的本质特征。

他劝尚未脱离厄运的同志:蹇以反身，困以遂志。今日患难，正阁下受用处也。他这样说绝不是唱高调。这是他信奉的孟子的反手而治的辩证艺术，他本人是从中大得过利益的，到目前为止他所悟到境界从患难中反风灭火获受用的。练成这一手后就可以随处风波只宴然了---泰然原则是禅学与心学共同标举的最佳心理原则。

三年时间不算长也不算短。更何况是这么恶劣的生存环境，他再会苦中作乐，也是自我安慰。现实有可以超越的部分，也有不可以超越的部分。再加上他常常闹病，其艰难苦痛是不在场的我们难以尽情地体味的。若全信他那些旷达语，便尽信书不如无书了。他无论如何不是神仙。他若真心如止水，也就没有心学了。

“三年谪官沮蛮氛，天放扁舟下楚云。归信应先春雁到，闲心期于白鹤同。”（《过江门崖》）好在，这一切都暂时告一段落了，这个劳人苦命的人事实上象他并不佩服的理学家一样常惺惺，尽管这一时期他侧重静，但并不枯守呆静。他渴望生活，也渴望不朽。但只有依循天理的生活才是值得过的生活，才能从中上达不朽。

他的主静，是为了生明，为了找到定盘星，找到能避开以往陷阱的新的道路。

从他离开贵阳的大量赠别诗来看，他此时真正最究心的问题就是好将吾道从吾党。他此时体悟出来的道，就是静下来心存气节，也就是更强调节，过去是尚气，用他后来的自我总结是过去是只办到狂者的境界，他现在要向中行境界修练。但还只在练习守中庸的份上，离随心所欲不愈矩之时中正果，还有很大的距离，可贵可喜的是他知道这一点，他不盲目的自大自壮。他要从吾党就是在师友之间形成研几悟道的小周天，从而相互勉励，抵抗习俗，另辟一人文景观。

相对于追名逐利的滚滚红尘，他这个立场绝对是静，过去的同学同僚可能还会笑他这种不着急的守静状态是没出息，不长进。但他此时已过了矮人观场浪悲伤的人云亦云的趋俗期。他再也不会如醉汉东扶西倒，西扶东倒了。这就是静下来的好处，静的下限是不会随波逐流了;上限则是可以体道。

２．静功收放心

他坐船顺沅水东下，经溆浦大江口、辰溪，到达沅陵。沅陵是当时辰州府府治所在地。《沅陵县志》卷１３载：阳明喜郡人朴茂，留虎溪讲学，久之乃去。虎溪山在沅陵城西，山上有龙兴寺院。此时当地无书院，阳明便在寺院讲学。环境很好，正德九年，他还有诗回忆当时的情景：

记得春眠寺阁云，松林水鹤日为群。

诸生问业冲星入，稚子拈香静夜焚。（《与沅陵郭掌教》）

他在这里教的主要是“静坐”，让人收放心。这是王学中的一段公案，是王学近禅的证据之一。当时主要受业的是冀元亨、蒋信，都没流于禅。他离开辰州后，写给辰中诸生的信中，再次强调：“前在寺中所云静坐事，非欲坐禅入定。盖因吾辈平日为事务纷孥，未知为己，欲以此补小学一段放心功夫耳。”

禅法的静坐是通过一套调呼吸的办法（如听呼吸的微声、恹鼻孔、眼观鼻鼻观心等等）达到一种无念、无知觉的入定状态，追求元神不动，却往往陷入精神昏沉。阳明有人不可能无念的体会。所以他只追求正念，不求神通，息息去私意，存天理。阳明所说的、让学士修习的静，是静虑，是《孟子》说的“收其放心”，心思观照，不能心存鸿鹄，而是将逐一检察灵魂深处有无私心杂念，相当于基督教的忏悔术、及其后来演化出的催眠术。阳明所教的是纯粹的儒家的修为。与禅门大异其趋。

而且，阳明是明通之士，反对隐遁，是不离世间法。他热爱山林清幽，悦目赏心，少市尘之纷扰，扑鼻无浊气，入耳无噪音，就他的私心而言，他喜欢这种“境”。但他内心的意境不在于此，他的心中想是普法于世间，与众生一起超凡入圣。不当自了汉。这其中有高尚的弘道精神，也有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的功名心。

这个功名心是他区别于禅门的原因；近禅的那一面又是他区别于没有超越意识的功利派。他教人静坐的具体功夫是单看书绝对弄不清楚的了。当时的场景已难还原。推测应该是吸收了佛道的静坐技巧，象理学家那样，但目标是儒学的“处心有道”之类的目标；应该是孟子、韩愈一条线上的知言养气那一套，为了“集义”，找心无亏欠的沛然状态，与圣贤进行精神交流，象韩愈说的“迎而拒之，平心而察之”，达到醇熟的境界，就可以随心所欲不逾矩了。阳明这个功课，与他的一系列思想是一致的，首先是心即理哲学的一种贯彻落实；其次可以检验知行合一到什么程度；对于找到良知也是必不可少的克己省察的功夫。

阳明的精一于静的直接导师是周濂溪。阳明佩服濂溪和明道，与阳明熟悉的和尚道士也佩服这两个注重生命的儒者。濂溪主静有他的太极图理论为抵押，胜过阳明多多。阳明是拿来一部分，估计是濂溪诚、神、几的思路。濂溪在《通书．圣第四》中说：“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周发挥《易传系辞》静专动直的说法，改为“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

总而言之，只有静下来才能找到为己之学的门径，才能找到万派归宗的心海。陈献章因此主张静养善端。凡心学都有主静的特点。阳明则是静生动一路的。静而无静，神也。

在他诸多的到此一游的诗中，不能忽略《再过濂溪祠用前韵》这首标志着其思想独立成型的诗:

曾向图书识道真，半生良自愧儒巾。

斯文久已无先觉，圣世今应有逸民。

一自支离乖学术，竞将雕刻费精神。

瞻依多少高山意，水漫莲池长绿萍。

从书本要真理使他半生错用功夫[愧儒巾]，现在他差不多觉得自己是先觉了--逸民在这里是先觉的谦称。凡向图书识道真的做法都是强调了学，因为不能落实到行，从对心体的建设这个终极意义而言，那便只是伪学。现在我觉悟了，因为我悟到了知行合一直抵圣域的门径，不再走那条纸上求圣的铺满鲜花的歧路了--一自两句是心学叛逆理学的宣言，尽管还是接着陆九渊讲，但因王学广为流传而成为口号。问题在于将学行分离才算支离，雕刻。然而王学门徒不经再传便忘了乃师半生在书上下过死功夫，忘记了点传师钱德洪学问之功不可废的谆谆教诲。

也忘了阳明本人多次说过的学问之功何可缓，政事虽剧，亦皆学问之地之类的教诲。他们是故意忘记，他们用下等拿来法，专取合口味的，不管祖师的完整体系。理解一个主义难在不肯诚实地对治自己。

诚实的怎么办?是在乱的时候，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先静下来，万物静观皆自得。在诚静之中，发正信，立正志。立志是个信仰问题，是个准宗教问题。阳明从悟道之后就一直强调首在立志，将立志问题提炼为一个即所有的问题。立成圣之志，就是愚夫妇也可以悟道，若不立圣贤之志，则再饱学亦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