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序

二十余年以前，读到鲍斯威尔底约翰逊博士传，我开始对于传记文学感觉很大的兴趣，但是对于文学底这个部门，作切实的研讨，只是一九三九年以来的事。在那一年，我看到一般人对于传记文学的观念还是非常模糊，更谈不到对于这类文学有什么进展，于是决定替中国文学界做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

宗旨既经决定，开始研读。除了中国作品以外，对于西方文学，在传记作品方面，我从勃路泰格底名人传读到现代作家底著作，在传记理论方面，我从提阿梵特斯底人格论读到莫洛亚底传记综论。当然，我底能力有限，所在地底书籍也有限，但是我只有尽我底力量在可能范围以内前进。

在这几年以内，陆续写成《中国传记文学之进展》、《传记文学之前途》、《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论》、《传记文学与人格》和其他几篇文字发表了，没有发表的也有几篇。除了散篇以外，本拟叙述中国传记文学之趋势，但是因为参考书籍缺乏，只能写定一些纲领，未能完成；完成的只有《八代传记文学述论》一本十余万字的著作。

对于中国传记文学底进展，总算勉强有些认识，但是认识过去，当然不是开导将来。佛家所谓“阅尽他宝，终非己分”，是一句颠扑不破的名言。要想为中国文学努力．专靠称扬古人，叙述故籍，其结果只落得“阅尽他宝”，谈不上继往开来的工作。一般文学如此，传记文学也是如此。所以决定实地写一本传记。这是一个尝试，成功固然很好，失败也可以给自己和别人一些警戒，实际也是一种成功。自己对于失败，本来不感觉很大的威胁，何况现在无论如何都有相当的成就呢！

写作底目标决定，其次便是形式底问题。自己认定世界是整个的，文学是整个的，在近代的中国，传记文学的意识，也许不免落后，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必然有把我们底意识激荡向前、不容落伍的一日。史汉列传底时代过去了，汉魏别传底时代过去了，六代唐宋墓铭底时代过去了，宋代以后年谱底时代过去了，乃至比较好的作品，如朱熹《张魏公行状》，黄幹《朱子行状》底时代也过去了。横在我们面前的，是西方三百年以来传记文学底进展。我们对于古人底著作，要认识，要了解，要欣赏。但是我们决不承认由古人支配我们底前途。古人支配今人，纵使有人主张，其实是一个不能忍受、不能想象的谬论。

西方三百年来传记文学经过不断的进展，在形式和内容方面，起了不少的变化，假如我们采取这一条路线，我们究竟采取那一个方式呢？

最有名的著作当然是鲍斯威尔底作品。一部《约翰逊博士传》成为家传户诵的文章。这里我们看到一位不修边幅的博土，和他底许多朋友，我们听到他们讨论文学，讨论政治，乃至于讨论栽树鬻果一切零碎的小事。有时约翰逊来一次恶谑，捧腹大笑，剩得被嘲的鲍斯威尔抱怨自己底不幸。约翰逊笑也有，骂也有，但是他底学生葛立克趁先生不在的时候，描写先生夫妇间的爱恋，蹑手蹑脚，更引起哄堂的狂欢。这是生活，因此这部著作成为不朽的作品。但是要写成这样一部作品，至少要作者和传主在生活上有密切的关系，而后才有叙述底机会。至于作者文学上的修养和鲍斯威尔那种特有的一精一神，都是这类著作底必要条件。

另外一种是斯特拉哲底《维多利亚女王传》。这是一部近代的著作，打开“现代传记文学”底局面。在薄薄的二百几十页里面，作者描写女王底生平。我们看到她底父母和伯父，看到她底保姆，看到她底丈夫和子女。我们看到英国底几位首相，从梅尔朋到格兰斯顿和狄士莱里。这里有英国的政局，也有世界的大势。但是一切只在这一部薄薄的小书里面。作者没有冗长的引证，没有繁琐的考订。假如我们甘冒比拟不伦的危险，我们不妨说《女王传》很有《史记》那几篇名著底丰神。这一部书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其实不是偶然的事。但是一九四三年的中国，似乎还不是提倡这一类著作的时期。英国人有那种所谓实事求是的一精一神，他们近世以来那种繁重的作品，一部《格兰斯顿传》便是数十万字，一部《狄士莱里传》便是一百几十万字，他们底基础坚固，任何的记载都要有来历，任何的推论都要有根据。在这个情形之下，斯特拉哲脱去一切繁重的论证，探赜鉤玄，当然立刻使人耳目一新，夺取特有的地位。但是斯特拉哲底著作正筑在那个坚固的基础上面。尽管有许多人称道这个写法，但是我底愚见，倘使斯特拉哲在中国，决定不能写成那样的名著。中国人模仿他底写法，只会写成那种含讥带讽、似小说不是小说，似史实不是史实的作品。二三十年以来的中国文坛，转变的次数不在少处，但是还没有养成谨严的风气。称道斯特拉哲的人虽多，谁能记得这薄薄的一册曾经参考过七十几种的史料？仲弓说过：“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朱熹《集注》：“言自处以敬，则中有主而自治严，如是而行简以临民，则事不烦而民不扰，所以为可；若先自处以简，则中无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简，岂不失之太简而无法度之可守乎？”这是说的政治，但是同样也适用于文学，没有经过谨严的阶段，不能谈到简易；本来已经简易了，再提倡简易，岂不失之太简而无法度之可守乎？所以斯特拉哲尽管写成一部名著，但是一九四三年的中国，不是提倡这个作法的时代和地点。

那么惟有谈到第三个作法了。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的作品，常常是那样地繁琐和冗长，但是一切都有来历，有证据。笨重确是有些笨重，然而这是磐石，我们要求磐石坚固可靠，便不能不承认磐石底笨重。十九世纪以来的作品使人厌弃的，不是它底笨重，而是取材底不知抉择和持论底不能中肯。在这两点，从斯特拉哲底著作里，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可以学会许多的方法。莫洛亚攻击这派底著作，认为他们抱定颂扬传主的宗旨，因此他们所写的作品，只是一种谀墓的文字，徒然博得遗族底欢心，而丧失文学的价值。这个议论，确然获得我们底同情，传记成为颂扬的文字，便丧失本身底价值，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

中国所需要的传记文学，看来只是一种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繁琐，不事颂扬的作品。至于取材有抉择，持论能中肯，这是有关作者修养的事。在作者着手的时候，没有一个不抱如此的期望，但是能否达到这个目标，一切只能付之读者底评判。孟子说过：“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力底方面，我们应当努力；巧的方面，不一定是单凭努力可以办到的事。

作法既经采取这一种，便得确定一个传主。我曾经说过：“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一生。这一生的记载，在优良的传记文学家底手里，都可以成为优良的著作。所以在下州小邑、穷乡僻壤中，田夫野老、痴儿怨女底生活，都是传记文学底题目。”这是一个理想的说法，事实上还有许多必要的限制。一个平常的人物，不能引起读者底注意，所以作者对于这样的传主，惟有运用细腻的文学技巧，从人格分析方面着手，使读者对于传主底性格，感到深切的同情，然后始能了解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有独特的价值。不过我们所能细密认识的，只有最有限的几个人，假如眼前不是替他们作传的时候，在这方面，实际便无从着手。在西方文学里面，平常人物底传记，还是非常地寥落，这是一个理由。

因此，只能从伟大人物着手。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正是我徬徨不定的时候。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不在少数，但是在着手的时候，许多困难来了。有的人伟大了，但是他底伟大的场所不一定为我所了解。有的人底伟大是我所了解的，但是资料方面，不是少到无从探取，便是多到无从收拾。抗战期间的图书馆，内部底损失和空虚，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抗战期间的书生，生活底艰苦和困乏，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所以在择取传主的时候，更有许多顾虑。其次，在下笔的时候，还得考虑写作中的困难。传主底时代太远了，我们对于他底生活，永远感觉到一层隔膜；太近了，我们又常常因为生长在他底影响下面，对于他底一生，不能得到全面的认识。那一个秋天，我因为传主底选择，经过不少的痛苦。

最后才决定了张居正。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虽多，但是象居正那样划时代的人物，实在数不上几个。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之中，这整整的十年，居正占有政局底全面，再没有第二个和他比拟的人物。这个时期以前数十年，整个的政局是混乱，以后数十年，还是混乱：只有在这十年之中，比较清明的时代，中国在安定的状态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进展，一切都是居正底大功。他所以成为划时代的人物者，其故在此。但是居正底一生，始终没有得到世人底了解。“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是一句切实的批评。最善意的评论，比居正为伊、周，最恶意的评论，比居正为温、莽。有的推为圣人，有的甚至斥为禽兽。其实居正既非伊、周，亦非温、莽：他固然不是禽兽，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他只是张居正，一个受时代陶镕而同时又想陶镕时代底人物。

但是，许多困难的问题来了。

第一，居正是几乎没有私生活的人物。现代传记文学，常常注意传主底私生活。在私生活方面的描写，可以使文字生动，同时更可以使读者对于传主发生一种亲切的感想，因此更能了解传主底人格。但是关于居正底私生活，我们所知道的太少了；明代人笔记里面，也许有一些记载，我们为慎重起见，不敢轻易采用，这一个缺憾，几于无法弥补。

第二，居正入阁以后的生活中心，只有政治；因为他占有政局底全面，所以对于当时的政局，不能不加以叙述。繁重、琐屑，都是必然的结果，但是不如此便不能了解居正。也许有人以为史传中的人物，寥寥数百字，可以挈举当时政局底大概，为什么要这样地浪费笔墨？不过，任何一篇史传，只是全部正史底一篇，在史家运用互见之例，尽可言在于此而意喻于彼，这是传记文学作品享受不到的便利。

最困难的是一般人对于明代大局的认识。大家知道居正综核名实，但是要他们举出名实是怎样地综核，他们便有些茫然。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学生不知道明朝内阁底制度；一个研究政治的专家不知道明朝实际政治底运用，不是一件罕见的事。尤其不幸的是人们那番“好古”的一精一神。因为好古，所以不知现代，乃至不知和现代接近的时代。一般人知道秦始皇筑长城，而不知现在的长城是杨一清、余子俊、翁万达、杨博等所筑的边墙；他们知道隋炀帝开运河，而不知现在的运河是宋礼、万恭、李化龙、曹时聘等所凿的水道。知识界这种知古而不用今的习气，使得他们对于近代的事态，发生一种隔阂。说少了，他们不会明自；说多了，他们会嫌烦凟：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

这许多困难底后面，还有一个难题，便是材料底缺乏。《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纪》、《明史稿》、《明会典》这一类常见的书籍，固然可以到手；但是重要的材料如《明实录》，就正是一部不能轻易看到的书，除了间见征引以外，竟无从利用，不能不算是一件遗憾的事。

主要的史料仍是《张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以本人底著作，为本人底史料，正是西方传记文学底通例。一个人底作品，除了有意作伪一望即知者以外，对于自己的记载，其可信的程度常在其他诸人底作品以上。关于这一点，当然还有一些限制：年龄高大，对于早年的回忆，印象不免模糊；事业完成，对于最初的动机，解释不免迁就。对于事的认识，不免看到局部而不见全体；对于人的评判，不免全凭主观而不能分析。人类只是平凡的，我们不能有过大的期待，但是只要我们细心推考，常常能从作者底一切踳驳矛盾之中，发现事态底真相。西方传记文学以传主底作品为主要的材料，其故在此。

《张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底母本，是明刻《太岳集》，卷数同。在这四十六卷之中，共奏疏十三卷，书牍十五卷，文集十一卷，诗六卷，《女诫直解》一卷。除《女诫直解》以外，一切都和居正生活有关，当然是最好的史料。但是事实上这并不是居正全集底原貌。居正进白莲、白燕颂，见《明史》，今集中有《白燕曲》而无《白莲颂》。居正为高拱墓铭，见书牍卷十四《答司马曹傅川书》，今不见文集。居正有《请令天下度田疏》，略见《明史纪事本末》，今不见奏疏。张嗣修《编次先公文集凡例》言“先公文集，在旧记室所者，自嗣修等逢难，十余年后，始得完归，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如少年所作诸赋，全逸；应制诗，敕撰文，逸十之二；仅据存者编次之，凡为诗六卷，为文十四卷，（合《女诫直解》计之，故言此），为书牍十五卷，为奏对十一卷，合之则为全集，离之亦可四种。”所谓“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大致是一句遁词。余懋学曾为居正进《白莲颂》，提出弹劾；（《明史》卷二三五《余懋学传》）神宗曾斥居正“假以丈量遮饰，一騷一动海内”；（《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白莲颂》和《请令天下度田疏》未经收入，大致是有意的删除，不是无意的逸失。至于高拱墓铭底被删，当然只是嗣修、懋修底偏见。韩愈论张巡、许远底后裔，斥为“两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大致嗣修、懋修恰是“不能通知二父志”的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