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叙论

第一章 叙论

国史氏说：了解一个人，评论一个时代是太不容易了。就我所见宋代的王安石，他的品德和度量宏大如千顷的水泊，他的气节崇高如万仞山崖，他的学术成就 集成了各个门派的精粹，他的文章 起于八代之后，他所主持设立的国家政策取得的成效，适应了时代的要求而挽救了当时社会的弊端造成的危机。他出于善意而提出的法令法规，许多传到今天都没有 能废除；那些被废除的，也大都符合政治原理，至今东西各国还都行之有效。唉！皋陶、夔、伊尹、周公，离我们太遥远了，他们详细的事迹已经无法知道。至于到 三代（夏、商、周）之下寻求完人，只有王安石差不多可以当之无愧。悠悠千年后，才出这样一位伟人，这是历史的光荣，百姓应该买来金丝线，为他绣铸金身来祭 祀他。自王安石之后，已经过了千年，这千年中，百姓怎么看待王安石呢？我每读《宋史》，都不能不把书放在一边而痛哭的。

以非凡的才能，而蒙受天下人的辱骂，换了朝代也得不到洗雪冤屈的，在西方有克伦威尔，而在我国则有王安石。西方那些见识浅陋的史学家，他们评论克伦 威尔，说他是乱臣、贼子、奸险、凶残、迷信、发狂、专制、伪善，千万张嘴是一个声音，这种牢不可破的观点维持了百年，只是到了现在才是非大白于天下。英国 国会给先哲们画了数百幅像，位于首座的，就是克伦威尔。而我国的百姓对王安石又是怎样呢？跟在别人后面盲目附和来诋毁诽谤他，全都和元祐、绍兴年间差不 多。有赞扬他的，不过是欣赏他的文章 ；稍好一些的，也不过赞扬他勇于担任大事，而他事业的宏远而伟大，没有见谁提到，而他高尚的人格，则更如美玉被埋在深矿中，永远也没有机会显露他的光芒 了。我每次读《宋史》，都不能不放下书而痛哭的。

曾国藩说，宋代的儒者对于小人宽，而对君子严。唉！难道只是宋代的儒者是这样吗？大概这种毒素对社会的毒害很深，到今天就更加严重了。孟子反对因为 求全而对人进行诽谤。求全，就是在优点中找他的缺点，然后反对他，还从来没有将他的优点都忽略而虚构本来没有的缺点从而进行诬蔑的，如果有，那就是从宋代 的儒者们诋毁王安石开始的。中国人民，以保守为天性，遵守静止是最大的法则，他们对王安石的大力改革，一个接一个的先是惊骇，随后进行阻止，这确实不足为 怪。只是政见归政见，人格归人格，为什么要因为政见的不合而党同伐异呢？如果胜不了，就虚构言辞诬蔑别人的私德，这是村妇们相互辱骂的伎俩，而想不到被士 大夫们用上了，于是就形成千年来不黑不白不痛不痒的这样一个世界，使光明伟大的人，无法存在于社会，而全都用伪善欺世来相互勉励。唉！我每次读《宋史》， 都不能不放下书来痛哭一场的。

我如今要为王安石作传，有一件事是很尴尬的，就是《宋史》的内容不足以使人相信。《宋史》内容的失实，并不是我一人这么讲，有许多在我之前的人已经 说过了。这些人对王安石来说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而他们的话应该可以使天下人相信的，就是孟子所说的，虽然他们知识低下，但也不至于徇私情，这里就抄录下 来以证明我说这话是正确的。

陆象山先生在《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中说：

（前略）仁宗皇帝的时候，他给皇上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其中他陈述时局，剖析政治弊端，内容详尽，处处贴切恰当。王安石以前的学问，之后的变 法革新，都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内容和主张里可以见到；而排挤王安石的人，有的说他曲意逢迎，有的说他迎合，有的说改变他的原则，有的说他违背了自己 当初所学，这些人还能说是了解王安石的吗？他才智超群，不屑于流俗那种声色显达的习气，他坚定执著，世俗的东西丝毫不能进入他的思想。他纯洁的节操，比冰 雪寒冷，这就是王安石的品质。扫除俗学的庸陋，改变旧制度的因循守旧，治理国家的方法一定要用孔孟之道，功勋业绩一定要比上伊尹和周公，这是王安石的志 向。不期望别人了解自己，而名扬四方，一时间王安石的声名大起，超过了所有的人。王安石能有这样的际遇，难道是偶然吗？任用王安石，正是时候，这样的君主 也是难得，他先向对方学习，然后才将他作为臣子，可以说是无愧于商汤和武丁，王安石所遇到的皇帝，可以说是专一的。新法一提出，整个朝廷哗然，新法施行没 有多长时间，天下就不得安宁。王安石执行周礼，明白无误，自信所学，准确没有差错。君子极力争辩，接着就离开了；小人投机，曲意赞同他的政策。忠实的人隐 退了，诡诈的人得志，王安石没有意识到这些，他被蒙蔽了。熙宁间排斥攻击王安石的，大都是非议和诽谤，不以真正的道理服人，能平心静气评论的不过十分之一 二，偏激的占到十分之八九。他们所说的话，在上面神宗皇帝不信，在下不能去除王安石所受的蒙蔽，反而坚定了他的信念决意去施行。新法的过错，这些君子们本 来也是应当担责任的。元祐间的那些大臣，改变了一切，难道他们没有偏颇没有成见吗？贵重的是玉，玉上的斑点是不能掩盖它的光泽的。古代真实可信的史书，直 接叙说事件，是非善恶，无不展现出来；奖惩和教训，为后世所信赖。对人的褒贬等评说，加入了自己的好恶，失去事情本来的真实，小人就可以找到借口而激怒， 更何况君子呢？（中略）近代的学者，说法都一样，满朝廷都是一种言辞，难道是善于学习前辈吗？王安石世代住在临川，被贬离开朝廷后迁居到金陵。宣和年间他 的故居成为废墟，同乡的人告诉县里，在那上面立了祠，绍兴初年还常加以修整，到现在已经四十余年，倒塌得已经很厉害了，从这里过的人都很感叹。现在神怪的 祠堂，到处都不断在建，而王安石以盖世的才能，非凡的情操，山川赋予的灵气，可能世间不会再有，他的祠堂却这么破败，国人没有对他表示敬意，岂不是舆论的 不公平，人心的畏惧和疑惑，到了这样的地步！？（后略）

颜习斋先生（元代）《宋史评》中说：

王安石廉洁高尚，有古人那种正己以正天下的浩然之气，到他执政时，一心想使皇帝成为尧舜等上古三代那样的国君，所施行的法令如农田、保甲、保马、雇 役、方田、水利、更戍、置弓箭手于两河，都是好的措施，后人也都仿照施行，即使是当时元祐年间，范纯仁、李清臣、彭汝砺等人，也颂扬这些法令，认为不能全 都改变，只有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执行起来效果不好，容易滋生弊端。然而人们曾经考虑当时的形势了吗？宋太宗北征时中了箭，两年后创伤发作而死，宋神宗 说起这事来，就痛苦地流泪。夏本来是宋朝的叛臣，却称了帝，这些都是臣子们不共戴天的仇恨。宋每年要送给辽、夏、金一百二十五万五千两，其他庆贺、吊唁以 及大大小小的来往、赠送礼物等现在又加倍，宋还怎么成为一个国家呢？让对方容许我做皇帝，宋还有什么名声呢？这些是臣子们一天都不能得以安心的事。可宋想 要兴兵而兵不足，想要增兵而兵饷又不足，王安石对此，怎么能容忍呢？就像是仇人，杀了我的父亲兄长，我急着要与他到公堂诉讼，于是就要盘点自己的财产来做 准备，怎么会与他们罢休呢？宋人苟安已经很久了，听到北风吹来都害怕得要命，于是一齐冲过来，都来反对他，极力辱骂他是奸邪，并不与他商讨，也不问他总体 的计划，目的只是让他一事也做不成而最后被驱除出朝廷才算罢休。反过来只指责王安石执拗这合适吗？况且王安石所施行的措施，也是非常有效了：用薛向、张商 英来治国，用王韶、熊本等来管理军事，西边灭了吐蕃，南边平定洞蛮，夺得夏人的五十二砦，高丽来朝见，宋朝几乎就要振兴了。而韩琦、富弼等人非要阻止毁坏 它，莫非王安石就应当记着皇上的仇敌，而韩琦、富弼、司马光等人就应当把他放置在一边吗？何况韩琦弹劾王安石，他的言语更是令人耻笑，他说：使敌人生疑的 有七件事：一是使高丽来朝贡，一是取得吐蕃的土地建立了熙河，一是在西山植树以限制外邦的骑兵，一是创建保甲，一是修筑河北的城池，一是设置都作院制作新 式的弓箭和大的战车，一是任命河北三十七位将官，这些都应当消除以使敌方不再生疑。唉！敌人不愿看到我们有准备我们就撤去准备，如果敌人不愿看到我们有头 颅难道我们也割去头颅吗？这就是他的孙子韩节夫失去元气的原因。而且这七件事都是王安石执政的大计，在史书上削减去了一半，幸亏韩琦误认为是王安石的罪状 而得以传下来，那么其他被史书削去的又有多少呢？范祖禹、黄庭坚编《神宗实录》，一心诋毁王安石，陈佃说：这是诽谤人的书啊；随后蔡卞重新改写，元祐党起 来后又进行了改写，这样宋史还可信吗？那些指责王安石的人是对还是不对呢？即使如此，一个人的是非是不必分辨的，所恨的是诋毁了这个人，君王的仇恨就被放 置一边。而到后代，大家都以苟安颓废的为君子，而要建功立业支撑天下的人都成了小人，这不仅是王安石的不幸，不也是宋的不幸吗！？

到近代有金谿蔡元凤先生（蔡上翔），用毕生的精力，写成《王荆公年谱考略》，他在《自序》中说：

（前略）君子担心死后没有留下名，好的都要被记载，恶的都要去除，不过都不会超出生平的事实；而后世评论的人，即使是意见不同，褒贬不同，而事实是 不能够改变的。只有后世评论王安石不是这样，王安石去世已有七百余年，开始诋毁他的，都出自私书，既而是采用私书作为正史，这之外事实的增加，想要分辨尤 其困难。（中略）回忆王安石有《上韶州张殿丞书》，其中说到：“自从三代开始，各国都编有历史，而当时的史官，大多是代代从事记史，常会以身殉职，只因不 愿改变史实，这样流传下的东西，都可作为考证。后来既然没有了诸侯的历史，而近代如果不是尊爵盛位，即使是雄伟奇特、伟大杰出的人，道德事迹广泛传播，如 果不幸不被朝廷所认可，就不能记载于历史。而记史的人，又不是正统，而是一时出现的新贵，看他们在朝廷议论时，人人都讲得头头是道，尚且有时把忠诚当做奸 邪，把差异当做相同，当面责罚人而一点都不忌惮，背后讥笑人而一点都不感到羞耻，只不过是根据他自己的好恶来做罢了；何况还暗地里用文字来捏造前人的善 恶，想当然而对人进行褒贬等评判，死了的不会来争辩是否恰当，活着的也不能去论说曲直，赏罚褒贬又不能表现出来，以他们的私心，怎么会不欺骗神灵呢？” 唉！这说得够明确了，这封信写于庆历、皇祐年间，当时王安石已经在朝廷内外很有名声，而还没有人诋毁他。然而每当读到这封信，而不禁感叹，后代诋毁他的 人，他早就已经说过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了。自古以来，前代的历史，都是后来的朝代编写的，而他们所用的材料，必定是有所依据的。写宋史的是元人，而元人全都 把个人的私书当做正史。当熙宁新法刚开始施行时，朝廷中议论纷纷而起，新法的许多实际操作，有许多是可指出的。等元祐间的那些人执政，不仅新法全变了，党 祸也开始蔓延，尤其在范、吕等人刚开始编写《神宗实录》的时候。这时邵氏《闻见录》、司马光的《琐语涑水纪闻》、魏道辅《东轩笔录》，已经纷纷出现，都是 暗地里用笔墨来发泄他们个人爱憎的行为。接着又有范冲的朱墨史，李仁甫的长编，王安石所感慨的死了的不会再争辩是否得当，活着的也不能去争论曲直，他是在 为天下及后世的人惋惜，而不料他自己一人都担当了这些，结果使天下的恶名都归到他身上。至于有人说宋朝的灭亡源于王安石，难道说得不过分吗？宋朝自从南渡 到元代，中间二百余年，大肆诋毁王安石的，多得不可胜数了。从元代到明代的中期，就有像周德恭这样的人，说宋神宗是集周赧王、胡亥、汉桓帝、汉灵帝为一身 的人；有像杨用修的，斥责王安石是集伯鲧、商鞅、王莽、曹操、司马懿、朱温为一人，甚至更厉害。再加上之前苏东坡作的《温国行状》，有九千四百多字，其中 诋毁王安石的占一半。别说古代没有这样的文体，就是苏东坡的文集里，还能找到这样的文章 吗？明代有唐应德，写了《史纂左编》，其中王安石的传有二万六千五百余字，也没有一句好话，一件好事，这样还能和他们讲历史吗？（后略）

陆象山、颜习斋两位先生，都是一代大儒，他们的话应该是可信的；而蔡上翔博览群书，耗费数十年的精力，搜罗了数千卷的资料编成王安石的年谱，而他持 有这种论点。然而在当今要为王安石作传，想要达到克伦威尔所说的“画我当画似我者”，不也是非常难做到的事吗？即使这样，历史上难得一见的这么一位哲人， 不仅他的伟大功业被埋没，还落得千夫所指的恶名，天下也就不再有真正的是非，这种事对于世道人心所产生的祸患，与洪水猛兽同样厉害。这样说来，驱除邪恶， 抗拒淫辞，弘扬不为人知的美德，使隐藏的光辉显露，对上告慰先人，对下勉励后来的哲人，这件事虽说难，怎么可以不做呢？这就是写作这本书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