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执政前之荆公（下）

第七章 执政前之荆公（下）

王安石在仁宗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提点江东刑狱，使臣催他回朝复命，于是上书言事。这封上书说是王安石的政见宣传也可以。后世做学问稍稍了 解治国理论的人，大概没有不曾读过这篇文章 的。这里不管这文章 是常见的，而全抄录在这里，大略为它做了解释，以供治理国家的人审阅。

微臣很不才，蒙受皇家的恩典到江南东路任职，现在又蒙恩召回朝中，授以职位，要用自己的努力报答陛下，也不考虑自己并不能胜任这个职务，就敢在自己 的职责范围之内，冒昧地谈论天下大事，恭请陛下仔细考虑以后能从中选出可以执行的策略，就是我最大的幸运了。我私下里看到陛下有谦恭节俭的品德，有聪明睿 智的才思，起早睡晚，一天也不松懈，声色犬马、游览观望、喜好玩物的事情，丝毫不会妨碍您治理国家，而爱惜百姓珍视万物的心愿，为天下人信服；又公开选拔 出愿意辅佐您治理天下的人才委以职权，不会因为奸邪弄巧大臣的谗言而心怀疑惑。即使古代贤明的二帝三王也不过如此而已。这样一定能做到家给人足、天下安 宁。但现在的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国内必须为江山社稷担忧，国外时刻担心外族入侵，国家的财力物力日益减少，社会风气越来越坏，各地有志之士，心怀恐惧， 常常担心天下会长久不安定。这是什么原因呢？弊病在于不知法度。现今朝廷法律严格条令完备，各方面都涉及了，而我却认为没有法度，为什么这样说呢？如今的 法度，大多是与先王的政治制度不统一才出现类似的情况。孟子说：“有仁义的心肠和仁义的名声，而恩泽却不能施加到百姓的身上，就在于处理政务时没有遵循先 王的制度。”用孟子的观点来审视现在的失误，就正是这个原因。现今的时代距先王的时代很遥远了，所遇到的变化和形势不一样，如果想完全遵循先王的体制，即 使是最愚蠢的人也知道这样做是困难的。但是我所说的如今治理失误的弊病在于没有仿效先王的体制，是说要仿效先王治国的意旨而已。古代的二帝三王，距离现代 已经一千多年了，当时治理得太平还是混乱，那么兴盛或衰败的时代就出现了。他们遭遇的变化和形势，也各不相同，施行的方针策略也都不相同，而他们治理天下 国家的大意，本末先后，没有什么不同的。所以我说只是应该仿效先王治理天下的意旨。如果只是仿效意旨，那么我所说的改革变易，就不至于骇人听闻，使得议论 纷纷，这样本来就合乎先王的体制了。

（按）现在谈论政治的，必定要说以法治国， 国家没有谁能不要法律而使国家大治的，而中国的儒者很避讳谈这些，只以守祖宗的成法来自我标榜。他们所说的祖宗的成法是什么呢？只是因袭前代的旧法而已， 前代又袭前代的旧法罢了。数千年来，一丘之貉，因陋就简，每况愈下，以政治家闻名于后世的，不过是在现有法的基础上，汇总检查一下它的名称和实际而已。更 好一些的，补上旧法中的缺漏罢了。唯一一个变法的倡议者，就是汉代的董仲舒。他说的“就像琴瑟的音调很不准确了，一定要把弦更换掉，才可以弹奏”。这话很 相似。考察他的措施，仅不过是改变一下衣服的颜色。换季时衣服颜色的改变这些琐事，并非与国家的治理有关，这是很明显的。所以说董仲舒也并不是真能变法的 人，而汉武帝的心志达不到这个高度，这里也就不再说了。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听说别的人将更改法令的大业作为自己的使命的。大概是因为能以诚实恳切的态度 为国家担忧的，多少代也见不到一个，即使有这样的人，他们的学识也达不到这个高度。他们对国家的性质，大概还不知道，认为国家就是君主罢了，认为法度都是 为君主而设立的。假如法度都是为君主而设立，则凭数千年称霸者的经验，本来就应该日益完备了，不必改弦更张也是合适的。唉！三代以上不再说了，秦代以后， 能知道国家的性质，能以诚恳的态度为国家所忧虑的，只有王安石一个人而已。王安石忧国之情很深，他痛心疾首于国家的衰败和停滞不前，国民的蒙昧和不能发 达，反复寻求其中的原因，就如同找黄河的源头而来到了星宿海一样，于是敢以一言而推断说：国家的祸患在不知法度的缘故。唉！这就够了！即使是这样，评论者 有的因为王安石提出取法先王，就怀疑他是保守家，理想家而不能通达当今的时务，王安石不是说了吗：“取法先王只是取法他们精神罢了。”用现代的术语来解 释，则王安石所说的“先王”，并不是具体的某个“先王”，而是抽象的“先王”。再说得明确些，所谓的“先王之意”，是指政治上的原理和原则而已。王安石的 变法，并不是要使天下人惊骇，使天下人叫嚷，而结果却使天下惊骇和叫嚷，这并不是王安石的罪过啊。

即使这样，按当今的形势来推断，陛下想改革变易天下大事，合乎先王的意旨，依形势来看肯定不能做到。陛下有谦恭节俭的美德，有聪明睿智的才能，有爱 惜百姓珍视万物的心意，再能仿效先王的意旨，那么做什么不能做成，想得到什么东西不能得到呢？但我却认为陛下即使想改革变易天下大事，合乎先王的意旨，根 据形势来看又肯定不能做到，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现在国家人才不足造成的。我私下里观察天下任职的人员，没有哪一个时代比现在更缺乏的了。缺乏人才担任 职务，那么一定有人才埋没在草野之中，没有被当代的人士发现出来。我又到民间乡里去搜求，也没有见到很多人才。难道不是教育人才不得法才造成的这种局面 吗？所以我说现在在位人员中人才缺乏，通过我管辖范围内的情况就可以推断出来。现今一个路能管辖几千里的地域，能够推行朝廷法令，知道轻重缓急，一切措施 都从役使百姓提高办事效率出发的官员太少，而没有才学苟且贪婪的人担任官职的情况，竟达到了不可胜数的地步。那些能考虑先王治理天下的意旨，适应当代的变 化的官员，大概一个郡里也找不出一个来。朝廷每一条政令下达，用意即使是好的，官员尚且不能推行，来造福于民，差吏更是借机生事，扰乱百姓。所以我说：在 职人员人才缺乏，而民间乡里也没有过多发现。所以我说，人才不足，陛下即使想改革变易天下大事来合乎先王的意旨，大臣中即使有人能顺应您的心意想倡导这种 事，但九州广大，四海遥远，有谁能领会陛下的心意，哪怕推行一部分措施，使每个人都能享受陛下的恩德呢？所以我说根据形势来看肯定做不到。孟子说：“只是 简单效法并不能使自己行动起来。”说的不就是这回事吗？但现在的当务之急，在于人才。果真能做到人才济济，我们就可以从中选拔合适人选授以职位。有才能的 人担任了官职，然后再逐渐依据形势是否允许，考虑到百姓的疾苦，变革天下有弊害的法令，接近先王的意旨，就非常容易了。

（按）法治固然是急务，然而施行法令的是人，王安石既然以法度为根本，就又将人才为根本的根本。治国本来应该以大多数人民为元气，这是王安石的想法。

如今的天下，和先王的天下一样，先王的时代，曾经人才鼎盛，为什么到现在人才匮乏了呢？所以我说：是教育培养人才的人，没有遵循正确方法的缘故。商 代时，曾经天下大乱。官员贪婪狠毒败坏纲纪，都不是合适的人选。等文王出现，天下也曾经缺乏人才。此时，文王培养天下的士人，使他们都有君子的才能，然后 再根据他们的才能授任官职。《诗经》上说：“温文尔雅的君子，为什么不培养人才？”说的就是这件事。等到教育成功了，即使是地位低贱的猎人，也没有谁不注 重品德修养，《兔罝》这首诗说的是这件事，更何况那些地位高高在上的官员呢？正因为文王能做到这一点，所以他去征伐，别人能归服，他守卫自己的领地能使国 家安定。《诗经》上说：“手捧着玉石举行盛大的仪式，每个英俊的士人都按部就班各得其所。”又说：“周王出征时，所有的军队都来随行。”意思是说文王任用 的人才，文武官员都能各尽其用，不会妨碍公务。等到夷王、厉王使天下大乱时，天下的人才又缺乏了。等周宣王复兴，能一起图谋大事的臣子，只有仲山甫一个人 而已。所以诗人感叹说：“周王的品德轻如鸿毛，只有仲山甫辅佐他，可惜没有人能帮助他。”这是叹惜士人缺乏，而仲山甫又孤立无助。宣王能重用仲山甫，并推 举任用他的同类使他们德美才新，然后人才又多起来。此时在国内修明政事，在国外讨伐不来朝拜的诸侯，才又一次有了文武官员发挥才能的领城。所以诗人赞美他 说：“快快地采粱黍，到那开垦了两年的田里去，到那耕了一年的田里去。”是说宣王能使天下的士人德美才新，使他们成为有用之材，就如同农民开垦他们的土地 使自己有东西可以采摘一样。由此来看，人的才学，未尝不是国君陶冶培养造就出来的。

（按）对这种说法，近代的曾国藩加以总结和引申，他说：“现在当权的君子们，动不动就说 天下无才 ，他们自觉得站在高处，不能用自己的志趣来转移世人的习俗，而反倒说 无才 ，说他们正确，可能吗？十户人家的城市，必定有好义之士，他的智慧足可以影响十个人，必定能从十个人中选择优秀者培养为人才；智慧足可以影响百人的，必定 能从百人中选择优秀者培养为人才。然而转移习俗而陶冶一代的人，不只是那些站在高处的人所能做的了。从最小的官往上，都是有责任的。”这话说得更加深刻明 确。看一看王安石这番话，只把陶冶百姓的责任归到皇帝身上，这是什么原因呢？并不是因和他讲话的人是皇帝。个人陶冶别人的范围狭小而皇帝影响的范围大，个 人陶冶人的效果慢，而皇帝影响人的速度快，因而不在高处而强调他的责任，是不得已而思其次的办法，只是说有比没有强罢了。要想发扬一国人才的能力而一起奔 向一个目标，方法没有比从专制的人开始更快的， 这就是俾斯麦造就了那样的德国，而曾国藩所造就的中国仅如此而已。

所谓陶冶培养使他成材，指的是什么呢？也就是教育他、抚养他、选拔他、任用他都有一定的方法而已。所谓教育方法是什么呢？古时候的天子诸侯一直到乡 村都设立学校，广泛设置教导的官员而严格选拔人才。朝廷中常用的礼法刑狱音乐政治等都可以在学校中学到，士人所看到并加以学习的，都是先王的法令言论品德 行为和治理天下的意旨，那么他的才能就可以应用到治理天下国家上。如果不能被天下国家使用的才能，就不教给他，可以被天下国家使用的，全都能够在学校里学 到。这就是教育的方法。所谓抚养他的方法是什么呢？使他们在财物上富有，用礼法加以约束，用法律来制裁。什么是在财物上富有呢？人的本性是这样的，如果缺 少财物，就会贪婪卑鄙而随意获取财物，无论什么方法都会用到。先王知道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设定了俸禄，庶人中担任官职的人员，他们的俸禄足以顶替他们耕种 的收入。从这一类人向上说，每升职一级俸禄都有增加，使他们足以培养自己廉洁的品德而远离贪鄙的行为。这样做了仍然认为不全面，又把俸禄推广到他的子孙， 叫做“世禄”。使他在活着时，既供养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和妻子儿女，又能满足婚姻、朋友之间的待人接物，都不会产生遗憾；等他死的时候，又不会担心子孙缺 衣少食。什么是用礼法加以约束呢？人的本性如果在财物方面富足了，却没有礼法节制，就会放纵邪僻不走正路，什么不好的事都做，先王知道这种情况，所以设立 了制度。凡是婚丧、祭养、宴享之类的事情，吃穿用度的器具，都以固定的数目予以节制，用统一的度量衡使数量保持齐一。如果按照规定有一定的数量但财力不足 以置办，就不要置办；如果财力允许而按规定不能配备，那么一丝一毫也不要增加。什么叫用法律制裁呢？先王对于天下的士人，要教给他们道理和技艺，不服从教 诲就用贬到远方、一辈子也不再提起的方法来对待。用礼法来约束，不遵守礼法就用流放、杀头的办法来对待。《王制》上说：“改变自己衣服的定制，他的君主就 要流放他。”《酒诰》上说：“我告诫你们，聚众饮酒时不要太胡闹，我会把你们都抓起来送到朝廷上，全部杀掉。”像聚众饮酒、改变服装定制，都是小错误；流 放、杀头，都是大刑。犯了小罪却要施加大刑，但先王之所以忍心这样做而毫不迟疑，是因为不这样就不能统一天下的习俗而成就天下平定的局面。用礼法约束，用 法律制裁，天下人都主动服从而不会反抗，并非仅仅是禁令森严和派人监视造成的结果。应该是因为我心怀至诚，态度诚恳，而且自己亲体力行做出表率。陛下左右 的达官显贵，都顺从皇上的旨意而服从执行，有一个不执行的，法律的制裁就从他开始。权贵都知道避免皇上厌恶的东西，那么天下百姓中不用惩罚就能停止的人就 很多了。所以说这就是抚养百姓的方法。所谓选拔的方法是什么呢？先王选取人才时，一定从乡里、学校里，让众人推举出他们认为贤能的人，上书报告给皇上加以 考察。确实贤能的话，再根据他品德的高低、才能的大小任他为官。所谓的考察，并不是单凭着道听途说而偏听一个人的意见。想详细了解他的品德必须问一问他的 行为举止，想详细了解他的才能必须和他作一下交谈，了解了他的言行，再通过具体事件进行测试。所谓考察，就是用具体工作加以试验。即使尧任用舜也不过如 此，更何况还比不上舜的人呢？至于九州这样广大、四海这样遥远，下级官吏千千万万，需要大量有才能的士大夫。作为国君，又不可能一一考察每个人，又不能单 单托付给某一位手下，使他在一两日之内考察官员的优秀还是无能从而决定他的升迁还是罢免。我可以考察具有非凡才能的人而委以重任，然后命他选拔同类而进行 长久测试，选出才能出众的禀告皇上，然后再授予他爵位和俸禄。这就是选拔人才的方法。所谓任用人才的方法是什么呢？人的才能和品德有高低上下的区别，他们 担任的职位有的适合有的不适合。先王知道这种情况，所以令后稷掌管农业，命共工掌管手工业。品德高洁而才能出众的做官长，品德一般而才能低下的做属下。又 因他们长时间担任此职，那么上面的官员因习以为常而熟悉政务，下面的百姓就会驯顺服从而听从教导，贤人因为功绩可以取得成功，没有才能的人的罪行可以显露 出来，所以长时间担任某一职位的用考评功过的方法来对待。能做到这些，有智慧有才能的人就可以充分运用智慧来取得成绩，不用担心事情没有一个结局，功绩不 能成就；性情懒惰苟且偷生的人，即使某一段时间内能博取皇上的欢心，但随之而来的就是自取其辱，他怎么敢不尽心竭力工作呢？至于没有才能的人，自然就知道 推辞逃避而离去了，任职的时间长了，不能胜任的罪过不会侥幸逃脱，才使他自动离职。他尚且不敢冒着被制裁的危险而主动辞职远避，又怎么会结党营私、陷害污 蔑他人，和别人争抢进取的机会呢？选拔人才已经很周密，使用人才很恰当，处于官位时间很长久，任命人才又很专一，又不完全用法令束缚他，使他能按自己的心 意行使职权，尧舜统理百官并使百业兴旺，也是凭借这个方法。《尚书》上说：“三年考评官员的成绩，通过三次考查，提拔贤能，罢免庸才。”说的就是这种情 况。尧舜的时代，那些被罢免的官员我们都知道，指的就是四凶。提拔的官员是指皋、陶、稷、契，都是终身担任某一官职没有被升迁，所谓的提拔，只是封赏爵 位，增加俸禄和加重赏赐而已。这就是任用人才的方法。教育、抚养、选拔、任用的方法就是如此，而当时的国君又能和他的大臣们，尽心竭力，胸怀至诚，深思熟 虑然后再执行政策。这样做臣子的就不会犹疑不定，对于国家大事也不会出现想有所作为却不能做到的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