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章在文安诸子中，排行第二，本名章铜，字渐甫，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他踏上人生旅途之日，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末世、清王朝面临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西方殖民主义者把侵略触角伸进神州大地之时，社会环境的薰陶，家庭出身的影响，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使少年时期的鸿章把自己的前途寄托于科举功名，期望有朝一日通过科举的门径登上仕途，挤进统治阶级的行列。他的启蒙教育，是由严父兼良师李文安进行的。1828 年 6 岁伪鸿章开始在父亲开设的家馆中学习。书房叫棣华书屋，又叫棣书屋，是一所方塘花树环绕的水阁：“门临方塘，水光照屋。菊花三径，杨柳数株。”过去他的父辈们曾在“水阁谈经，柳堂论艺”，而今，这个水阁柳堂又成了他们小字辈切磋学问的场所。1834 年当父亲到费氏墨庄就馆时，12 岁的鸿章也陪同前往攻读。1835、1836、1838 年其父连续三年赴京会试，无暇授徒，鸿章便拜堂伯父仿仙为师。此外，鸿章还曾“从徐明经游”。那时的鸿章，由于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应付科举考试上，所以目光只局限于应制时文和试帖诗等，还谈不上什么学术性研究。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没有受到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学术思想的影响。鸦片战争前后，作为封建政治、经济反映的文化，主要是汉学、宋学、桐城派古文和与之相对立的今文经学。鸿章的三位导师，无不崇尚宋学，有的还兼治桐城派古文，喜爱诗赋。其父致函仿仙说：
第近来学者之弊，舍本逐末，有才无行，举动尽皆浮妄， 文章不求根柢，纵能文获微名，终非令器所成，亦几何矣， 足下少有至性，早濡节母之教，沈深经术，发为文章有序有物，砺节砥行，不苟取与，不与外事，早为乡里推重，经师人师，津梁后学，表正里闾，使同里诸子知所宗仰，不至流为外间坏习，幸甚，幸甚。
这封信中所说的，既是其父的学术见解，又是对仿仙学术观点的首肯。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文安批评的“舍本逐末，有才无行”的学者，不是别人，正是汉学家。“弃本贵末”是宋学家方东树对汉学家的评语。宋学家认为，读经应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而汉学家却反其道而行之，毛举细故，埋头考证，“众口一舌，不出于训诂、小学、名物、制度”，“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煞”。
其次，文安赞赏仿仙的，并非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恰恰是他崇尚宋学和桐城派古文：“沈深经术，发为文章育序有物”。他认为，要阐发儒家典籍的义理，读书就“先须沈潜体玩，熟读熟思，以求实得要，洞悉古人立心制行，与人经世实在处，断不可诵言忘味，至赏奇析疑时，斯收丽泽之益。”而仿仙正是这样做的，所以才得到“沈深经术”的定评。他说仿仙“发为文章有序有物”，无非是肯定仿仙为文遵循了桐城派的义法说。义法说，是桐城派文论的重心。“义”指“言有物”，“法”指“言有序”。
宋学家认为“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中”。“经济之学”，又称经世致用之学。研寻义理、经济之学，必须著意经史。李文安也正是这样训勉鸿章等人的。他致函玉坪说：
我辈经济学问，仍须根柢经史。…………读书果能贯通，自能致用，真实见地还须在经史中求之。余阅锐、铜等文赋， 气焰尚好，功夫亦熟，只见地未尽高超，未尽踏实。故前书示以用功之法，须著意经史，惊弟早见之矣！
鸿章的另一位老师徐明经，虽然生平事迹不详，但崇尚宋学却无疑义。鸿章致函鹤章说：
兄少时从徐明经游，常告读经之法。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骛。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弟亦不妨照此行之，经学之道，不患不精焉。
“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这是宋学家的主张，鸿章得之于徐明经，又传之于李鹤章，这表明他对此说深信不疑，并且是身体力行的。
鸿章天资聪颖，加上良师督导，在义理、经济之学和制艺技巧方面进步较快。1840 年考中秀才，岁试时曾被滋园学使拔取第一。1842 年年届 20 的鸿章，长得身躯颀长，精焊之色，露于眉字。他回首往事，展望未来，百感交集，诗兴泉涌，于是有《二十自述》七言律诗之作。
蹉跎往事付东流，弹指光阴二十秋。
青眼时邀名士赏，赤心聊为救人酬。
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沉只一沤。
久愧蓬莱仙岛客，簪花多在少年头。
丈夫事业正当时，一误流光悔后迟。
壮志不消三尺剑，奇才欲试万言诗。
闻鸡不觉身先舞，对镜方知颊有髭。
昔日儿童今弱冠，浮生碌碌竞何为。
这是《二十自述》诗中具有代表性的两首，作者孤芳自赏、受宠若惊和追逐功名而仕途蹉跎的悲喜交集的心境，跃然纸上。
人生惟有青春好，世事须防白首催。
万里请缨终子少，千秋献策贾生推。作者决意克服“因循”积习，珍惜青春年华，“辛勤读五车”，争作像西汉终军、贾谊那样弱冠扬声的人物。
1843 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宫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都，准备来年顺天乡试。鸿章谨遵父命，毅然北上，并作《入都》诗10 首，以抒发胸怀。
一肩行李又吟囊，检点诗书喜欲狂。
帆影波痕淮浦月，马蹄草色蓟门霜。
故人共赠纯仁麦，荆妇同持陆贾装。
自愧长安居不易，翻教食指累高堂。
鸿章首次离开故乡，奔赴首都，欣喜欲狂。夫人周氏（何时结婚待考）帮助打点行装，亲朋挚友馈赠饯行，离思深情，悠然不尽。告别庐阳八景之一的淮浦春融，在满天霜华的季节到达地处华北平原的蓟门，沿途泛舟策马，观赏波光草色，令人心旷神估。但当发现京中薪桂米珠而家庭经济拮据时，愁怅抑郁之情又油然而生。
《人都》诗其余 9 首的主题，一是决意争取科举功名，二是希望访求师友。
“丈夫只手把吴钧，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吏，三千里外欲封侯。”
“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
“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
“即今馆阁须才日，是我文章报国年。”
“马是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
“他日燕台南望处，天涯须报李陵书。”
鸿章的留别诗，以依依惜别的心情，缕述了昔日共战名场的情景，勉励好友立志蹑金鳌夺龙头，期望大家一如既往，心心相印。
鸿章这时虽有几位共战名场的朋友，但却没有结交过著名的文人学士，及至从乡野进入作为清朝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才交游渐广，视野开阔，并因得到名师指导，学术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鸿章抵京后，先住安徽会馆，后移居狮子胡同马文虎家。鸿章在《享母》函中说：“马君温厚诚笃，年逾五旬，精神尚矍铄，评阅诗文，则高谈阔论，竟日无倦态，与男意气相投，足堪告慰者也。京中繁华富贵之气，触目皆是。惟男作客此间，万不敢背庭训而稍涉浮华也。”鸿章抵京不久，便以年家子进谒曾国藩。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以戊戌翰林供职京师，与鸿章父亲为戊戌同年。1844 年鸿章应顺天恩科乡试，“三场文墨，差堪自满”，结果中试第 48 名举人。鸿章致函瀚章等说：“北闹中试，蒙曾涤生夫子荐馆于何仲高幕府”，“居停系初年翰林，学问渊博，晨昏清讲，实获吾心。公子亦少年好学。”“安砚此间，差堪告慰。”鸿章一面教授居停公子，一面准备会试。当时在京“各地应举文人，组织文社于九条胡同三号，慕曾涤生夫子之名，请渠出任社长，社规每月应交文三篇、诗八首。”鸿章通过这个文社既同各地士子交游问学，又经常向曾国藩请教诗文。1845年鸿章参加恩科会试，曾国藩出任本科会试同考宫。鸿章虽然会试落第，但诗文却博得曾氏青睐。鸿章在《禀母》函中说：“初次会试，男以诗文受知于曾夫子，因师事之，而朝夕过从，求义理经世之学。”后来曾国藩曾对瀚章说：“令弟少荃，自乙末之际（指 1845、1846 年），仆即知其才可大用。”
曾国藩曾从理学大师唐鉴仁、吴廷栋等讲习理学，向治古文经学、精通考据的刘传莹请教考据学，并承袭桐城派姚鼐之说而治古文，“务为通儒之学”，在士林中颇有名气。他认为“为学之术”有四，即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其中“义理之学”处于首要地位，“经济之学”包括在“义理”之内。“义理之学”讲的是“明礼”、“遵礼”、“守礼”，“经济之学”则是以礼经世治民，实行“礼治”。“辞章”是用以载道，阐扬“义理”的。“考据之学”即汉学，原本是“义理之学”，即宋学的冤家对头。他主张“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叩付一哄”，应“兼取二者之长”，以汉学作为充实宋学的工具，以考据作为“明礼”的手段。鸿章说曾国落“为学研究义理，精通训诂；为文效法韩、欧，而辅益之以汉赋之气体。其学问宗旨以礼为归。常曰：古无所谓经世之学也，学礼而已。”曾氏“规切友朋，劝诫后进，一以此意竟竟焉。”由此可见，李鸿章先后就学的四位导师：文安、仿仙、徐明经和曾国藩，学术见解依稀相似，因而他所受教育是一脉相承的。李鸿章受业于曾门后，发愤攻读经史，以“求义理经世之学”，并“习制举文”。1847 年（道光二十七年丁未）鸿章再次参加会试，出场后给母亲写信说：“男春闱仍应经试，此番文墨，较上科稍为遂心，不稳能侥幸否？前日偕诸好友游通州，返京启蒙上皇恩泽赐游北海。通州天然胜景，北海以匠工争巧，眩人耳目，履其地竟流连不忍去也。”稍为遂心的文墨和赏心悦目的美景，相映成趣，使鸿章飘然若仙了。不出所料，鸿章果然脱颖而出，列为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此次会试正考宫潘世恩， 副考宫杜受田、朱凤标、福济等，座师孙锵鸣。是科状元为张之万。是科同年有不少是曾门弟子，鸿章感叹道：“诸好友均高中，曾夫子门下可谓盛矣。”曾国藩在丁未科进士中，对李鸿章、郭嵩焘、帅远、陈鼐四人非常器重。他致函李瀚章说：“丁未馆选后，仆以少荃及筠仙、帅逸斋、陈作梅四人皆伟器，私目为丁未四君子。”
鸿章春闱告捷，文安欣喜若狂。1846 年因鸿章袒父殿华去世， 文安丁优守制，从京城返回家乡，不久入浙江学政赵光幕。喜讯传来，文安喜而赋诗：
年少许交天下士，书香聊慰阿翁期。 天恩高厚臣家渥，不愧科名要慎思。
文安看到丁未会墨后，对鸿章“首艺入选”所表现出来的才华，颇感自豪，并击节赞赏：
少年气象自峥嵘，翘秀居然荷匠成。
老辈传衣原特识，儒生报国在和声。
品题尤重师庭誉，文字先邀海内名。
盛世辟门资拜献，要恩什帛有殊荣。
翌年，文安服丧期满，重返北京，从此约有 5 年光景，文安与鸿章同在京城做官。1850 年庶吉士散馆，鸿章以成绩优异而改授翰林院编修。他在《禀母》函中说：“挂榜之日，男托大人洪福，名列二院编修。男出辞馆席，承何公（仲高）至诚款留。故席虽辞，仍安身幕府。现已入院视事。”中进士、做翰林，是鸿章“少年科第”的顶峰，在仕途上“一路扶摇”的起点。翰林院是朝廷储备人材之地，掌管朝廷制浩、文史修撰一类工作。“翰林官七品，甚卑，然为天子文学侍从，故仪制同于大臣。”按清制只有翰林出身的大臣，才能人阁为大学士，死后乃得溢文。“故论者终以翰林为清品云”。从 1851年起，鸿章累充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
做翰林、纂修等，比较清闲，又能接触宫内藏书。鸿章利用职务之便，潜心经史，曾写成《通鉴》一书，并以亲身体会谆谆教导兄弟、子侄。
朱子家训内有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兄意亦然。…………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
（考试）得失常事，不足虑，总以发愤读书为主。史宜日日看，不可间断。读经先穷一经，一经通后，再治他经， 不可兼营并骛，一无所得。侄能听余言，毋论考试之得失， 他日必能成一“有用之人。
更新于：2个月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