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兴办民用企业

李鸿章除继续经营以“求强”为目的的军工企业外，还开始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他从所谓“求强”出发，把西方军事工业移植过来，力图加强清王朝的武装力量。然而，军工企业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整个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把这个环节孤零零地摘取下来，移植到中国，由于缺乏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固基础，结果发生了许多畸形现象和一连串的困难。经费来源枯竭，原料燃料供不应求，转运维艰，技术落后，人才缺乏，管理制度混乱等等，堵塞了军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通道。为了解决这一些问题，就必须为军事工业建立完整的近代工交体系。因为“武器的生产”“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于是围绕军事工业而兴办民用企业的问题就被提到日程上来。李鸿章经过实践，并考诸“古今国势”，发现“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他说：

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惟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

李鸿章为了“求强”而“求富”，企图通过兴办民用企业，解决军事工业的原料、燃料供应、“调兵运饷”的交通运输困难和“练兵练器”的经费问题。当时国内也已具备了发展民用企业的客观条件。自然经济加速解体，城乡个体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日益分离，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失业，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逐渐扩大。从外国资本的侵略掠夺中，产生了中国的买办和买办资本。从中国的封建压榨中，增加了地主、官僚和商人的财富积累。外商在华投资设立资本主义企业及其一诺千金、转手致富的现实，刺激着地主、官僚、买办、商人投资新式企业、追逐高额利润的兴趣。

1872 年清朝统治层内发生的关于继续造船与否的争论，成为李鸿章等洋务派从“求强”到“求富”、从经营军工企业到兴办民用企业的转折点。这一年内阁学士宋晋上疏，借口制造船舰糜费多而成船少，请旨饬令闽、沪两局暂行停止制造。清屯令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通盘筹划。左、沈在复奏中，反对宋晋的主涨，认为“兵船为御侮之资”，不能因惜费而停造，但对于如何解决经费问题，他们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李鸿章的复奏削切详明。他指出，宋晋的主张代表了顽固守旧势力的迂腐之见，“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扭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此停止轮船之议所由起也。”国家诸费皆可节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否则“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他深知国家经费困难，要继续制造轮船，就“必须妥筹善后经久之方”。为此，提出两条具体办法：一是裁撤沿海沿江各省的旧式艇船而代之以兵轮，把修造艇船的费用拨归制造兵轮；二是闽、沪两局兼造商船，供华商领雇，华商为了同垄断中国航运业的洋商竞争，应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他还从“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出发，进而提出用西法开采煤铁以“与船器相为表里”的主张。他指出：“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英国所以雄强于西土者，惟藉此二端耳。”闽、沪各厂日需外国煤铁极多，一旦中外关系紧张，外国对华采取禁运措施，各铁厂就势必“废工坐困”，所有轮船也必将因无煤而寸步难行。中国煤铁矿藏丰富，外商垂涎三尺，处心积虑地攫取中国内地煤铁开采权。他认为中国“诚能设法劝导官督商办，但借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此等日用必需之物，采炼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计，殊有关系。”他还警告说：若不“因时为变通”，而“徒墨守旧章，拘牵浮议，则为之而必不成，成之而必不久，坐让洋人专利于中土，后患将何所底止耶！”经过李鸿章、左宗棠和沈葆桢等的力争，清廷不仅否定了宋晋的停造轮船的主张，而且为洋务派兴办轮船捂商局和用西法采煤炼铁开了绿灯。

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活动由军工企业转向民用企业、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李鸿章奏办的主要目的，在于“无事时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藉纾商民之困，而作自强之气”，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1872 年 10 月在上海开始筹备，翌年 1 月正式成立，决定招商集股，并暂借官款以应急需。起初以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为总办，半年后重新改组，以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盛宣怀（江苏武进人，字杏荪，又字幼勖，号愚斋、止叟）出身官僚世家，1870 年经杨宗濂推荐，投入李鸿章的幕下，很快获得信任，以行营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开始了宦海生涯。李鸿章看出盛宣怀抱有“办大事”、“作高官”的野心，便投其所好，使之以为己用。经盛宣怀的穿针引线，李鸿章罗致了著名的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和宝顺洋行买办徐润参加轮船招商局，促进了封建官僚与买办的结合。李鸿章所以需要和罗致以唐、徐为代表的买办，主要是因为买办和洋人关系密切、资力雄厚、富有管理新式工商企业的经验。李鸿章企图借助买办引进西方技术、筹集资金和管理新式企业。而李鸿章所创办的民用企业，对于买办来说，既提供了经济上的利益，又准备了政治上的晋身之阶，使之成为“久贾而官”的人物。唐、徐在轮船招商局，既是官方的代表----总办和会办，又是股东的代表----商总和商董，兼有“官”、“商”的双重身分，成为掌握这个企业经营大权的主宰。唐、徐任人唯亲，重用同乡，局中“执事者，尽系粤人”，总、分局以及栈、船总管，“非唐即徐”。1880 年湘籍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奏参盛宣怀、唐廷枢把持局务、贪污盗窃、任意妄为，指名请饬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查办，并以轮船招商范围大多“均南洋所辖地面，事权分属，呼应较灵”，应由南洋大臣“专派妥员总理，以便核定章程”，饬令详筹妥办。刘坤一复奏，一面为唐廷枢开脱，认为他“功过相抵”，应“免其置议，仍令会同徐润将招商局照旧经理”；一面痛斥盛宣怀“滥竽仕途”，企图驱逐盛宣怀，并化官款为官股。王、刘一唱一和，目的在于向李鸿章夺权。李鸿章深悉个中奥妙，极力庇护盛宣怀，声称盛氏“于大局有功无过”，并坚持官本分年拨还，所缓官息，则到官本清还以后再议。清廷为了平息事端，不得不在湘淮两系之间搞些平衡，一面将盛宣怀交李鸿章“严加考察”，不准他“再行干预局务”；一面申明招商局“应由李鸿章主政”，官款处理办法“应如李鸿章所称办理”。

盛宣怀虽然离开了招商局，但没过几年就又靠李鸿章“维持斡旋”而卷土重来。李鸿章将唐、徐先后他调，并于 1885 年札委盛宣怀为督办，马建忠、谢家福为会办。经过这次“整旧重新、抽帮换底”的改组，轮船招商局的“商办”大为削弱，“官督”大为加强。李鸿章希望盛宣怀把该局办成“铁板模样，使来者确不可移，庶商务蒸蒸日上”。轮船招商局成立之初，只有轮船3 只，及至 1877 年收购美商旗昌轮船公司产业后，拥有轮船 33 只，23967吨，此后始终徘徊在这个水平上，至 1893 年拥有轮船 26 只，24584 吨。这个时期，它主要经营沿海与内河航运，水脚收入每年平均为 2 百万两左右，除去轮船费用、拆旧提成等开支外，每年净利达 30 万两左右。李鸿章欣慰导说：“招商轮船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

开平矿务局，是李鸿章奏设的。目的在于使“中国兵商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一旦有事，庶不致为敌人所把持，亦可免利源之外泄”。在他看来，“富强之基，此为嚆矢”。他于 1876 年派唐廷枢前往开平勘察煤铁矿产资谭，翌年批准唐氏提出的开采开平煤铁的计划，并委派他负责该项工作。为了得到地方官吏的配合，还增派前天津道丁寿昌和天津海关道黎兆棠会同督办。1878 年正式成立开平矿务局，官督商办。1881 年李鸿章札委徐润和吴炽昌为会办，以代替他调的黎氏和病逝的丁氏。该局起初煤铁并采，兼炼钢铁，后因经费和技术问题，遂停炼铁，专采煤矿。资本从80 万两增至 150 万两。1894 年日产煤 2 千吨。开平煤矿是洋务派创办的采矿业中最著有成绩的大矿。

上海机器机布局，是李鸿章创办的中国第一个棉纺织工厂。早在 1876年李鸿章就接受津海关道黎兆棠的建议，派魏纶先“出头承办”织布事宜。魏氏赴沪筹议，集股无着而作罢。两年以后，前四川候补道彭汝琮呈请南北洋大臣代为奏请设立上海机器织布局。李鸿章等鉴于“洋货行销中国，日增月盛，尤以洋布为大宗，是以特令购买机器，设局仿造布匹，所以敌洋产而杜漏厄”。上海机器织布局为官督商办企业，李鸿章任命彭氏为总办，太古洋行买办、候补郎中郑观应为会办。此后数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几易总、会办，惨淡经营，终于 1890 年开车生产，但不幸在 1893 年失火焚毁，估计损失不下 70 余万两。李鸿章派盛宣怀会同上海海关道聂缉椝“一面规复旧局，一面设法扩充”。1894 年盛宣怀招集商股 100 万两，仍就织布局旧址设立华盛纺织总厂，另在上海、宁波、镇江等处“分设十厂”。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官款的损失，规定“悉归以后商办各厂按每出纱一包提捐银一两，陆续归交”。

漠河金矿，是李鸿章等奉旨创办的官督商办企业。漠河地处我国东北的极边，北隔黑龙江，同沙俄毗邻。18s6 年清政府从“杜患防边”出发，决定开采漠河金矿，命令李鸿章与黑龙江将军恭镗遴选“熟悉矿务干员”，前往矿区勘察。翌年李鸿章奏准由道员李金镛总办漠河金矿，“除重大事件应禀商黑龙江将军酌夺，其余一切，由该员相机妥办，以专责成”。漠河金矿开办资本，由官款垫借 13 万两，募集商股不到三万两。1889 年初，正式开采。

翌年李金镛病故，李鸿章指定该矿提调袁大化代理局务。袁氏继续招股，赶制机器，扩充生产。1894 年产金多达 28370 两。漠河成了”兵民辐辏”的“边陲重镇”。

中国的电报、铁路，也是由李鸿章最先倡办的。1867 年李鸿章曾经断言：电线铁路“此两事大有益于彼（外国），大有害于我”。及至 70 年代初，李鸿章就改变了态度，历陈“电线、铁路必应仿设”。1879 年他鉴于“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 亦已迟速悬殊”，深感“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因而饬令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和天津之间架线试设电报，结果“号令各营顷刻响应”。1880 年他根据盛宣怀的建议，奏请接修天津经镇江至上海电报，以“通南北两洋之气，遏洋线进内之机”；并于津沪电报线路敷设期间，在天津设电报总局，派盛宣怀为总办，郑观应襄理局务。1882 年电报局改为官督商办企业，劝集商股接办贯穿苏、浙、闽、粤四省电报，于 1884 年峻工，因而电报局遂由津迁护，以盛宣怀为督办，郑观应、谢家福、经元善为会办。在此期间和以后，电报局继续招商集股架设了津京线、长江线、桂滇线、陕甘线等。1892 年李鸿章奏报清廷说：“臣查中国陆路电线创自光绪六年，经营十余年，布满各省，瞬息万里，官商称便”。

李鸿章倡导铁路也经历了坎坷之路，1875 年他乘赴京叩谒同治梓宫之机，晋见奕，“极除铁路利益，请先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转输”。奕“意亦为然，渭天下无人敢主持”。他请奕“乘间为两宫言之”。奕说“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他感慨系之，哀叹“从此遂绝口不谈矣”。1876年了日昌受命为福建巡抚之后，秉承李鸿章意旨，上疏建言在台湾修筑铁路以防外安内。李鸿章和沈葆桢一致支持丁氏的主张。李鸿章声称：“丁日昌到台后，叠次函商，该处路远口多，非办铁路、电线不能通血脉而制要害， 亦无以息各国之垂涎，洵笃论也。”1877 年清廷采纳丁氏建议，要他“审度地势，妥速筹策”。这是清廷首次批准在台湾修建铁路的命令。修筑台湾铁路的计划，虽经清廷批准，但终因费绌而中止。李鸿章预见到修筑铁路乏事，“内地若果议及，必至群起相攻”。1880 年李鸿章授意刘铭传请清流干将陈宝琛代拟《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上之，力陈“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 然其机栝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请先造京清铁路（北京清江浦间），以沟通南北，清廷认为刘氏“所奏系为自强起见”，谕令李鸿章、刘坤一“悉心筹商妥议具奏”。不料，李、刘尚未复奏，内阁学士张家骧就抢先上疏力陈开造铁路约有三弊：恐洋人深入内地，借端生事：恐民不乐从，徒滋纷扰；恐虚糜帑项，赔累无穷。他要求“将刘铭传请开铁路一节，置之不议，以防流弊而杜萎言。”刘铭传从北京回到天津，日趣李鸿章“复奏铁路事”。李鸿章在写给张佩纶的信中，说刘氏议论，实“乃鄙意所欲言而久未敢言，幸于吾党发其端。”李鸿章随即请薛福成代拟《妥筹铁路事宜折》，剀切陈词，断言铁路之兴，大利约有九端，“而国计、军谋两事，尤属富强切要之图”，建议任命刘铭传督办铁路公司事宜，并附片议复张家骤争止铁路三弊，据理陈驳。李鸿章在复奏之后，写信开导奕譞，争取支持，说自己历举之铁路九利，“盖皆得诸亲历外洋者之议论，而参合中土之情势，欲使世人略知此中底蕴，庶迂拘之意见渐融， 或将来之创办较易耳。”他恳切地表示兴修铁路“于国家远大之图， 驭外固本之术，煞有关系，…………尚求殿下加意为幸。”刘坤一在复奏中，一面说“臣欲仿造铁路火车，实与李鸿章、刘铭传有同志”；一面说“臣所鳃鳃过虑者，此项铁路火车，有妨民间生计”，且恐于税厘有碍。随后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上疏说什么“火车实西洋利器，而断非中国所能仿行也。臣窃计势之不可行者八， 无利者八，有害者九。”1381 年 2 月 14 日就在刘锡鸿上疏的这一天，清廷下谕，“叠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著无庸议。”

李鸿章为了兴修铁路，一面批驳顽固守旧势力的谬论，开导和争取清廷；一面在自己辖区里我行我素，造成既成事实。他支持唐廷枢在开平煤矿修筑唐山至胥各庄铁路以便运煤的主张和实践。唐肾铁路于 1880 年动工，翌年建成，直到这时李鸿章才正式奏报清廷，并故意把铁路说成“马路”。李鸿章所以有恃无恐，先斩后奏，同奕譞的支持是分不开的。1881 年 2 月初李鸿章在《复醇邸论铁路函》中透露了这个消息。他说：“今蒙详示以试行于煤铁之矿、开垦之地，以及屯军设防之一二口岸，俾见闻习熟，渐推渐广。权衡至当，深协机宜。鸿章亦素言此意，既承明海，倍豁愚衷。”唐胥路正是一条“试行于煤铁之矿”的铁路，它的建成同奕譞的“详示”不谋而合，因而没有遭到清廷的谴责是不难理解的。1883 年李鸿章致函总署说：“火车铁路利益甚大，东西洋均已盛行。中国阻于浮议，至今未能试办，将来欲求富强制敌之策。舍此莫由。”他恳切地希望总署出面“主持大计”。1886 年清政府将铁路事宜划归以奕譞为首、李鸿章掌握实权的海军衙门办理。奕譞到天津视察时，曾与李鸿章谈及铁路一事，“思得一计，曰：如建造铁路，必须由许郭庄（胥各庄）一路造起，方免从前梗议之辈复滋议论。盖许郭庄建筑铁路系为开平运煤起见，无甚关系，事尚可行”。是年开平矿务局在李鸿章的授意下，以“运煤便商”为由，要求修建胥各庄到阎庄的铁路，并将铁路公司与开平矿务局分开。李鸿章据以呈报奕譞，说“察其所拟接修铁路办法，尚属妥洽，遂批准令其试办。拟俟办有成效，再行奏陈。”于是，开平铁路公司应运而生。是年底，李鸿章又与奕譞来往函商，决定由海军衙门奏明修建阎庄至大沽的铁路，“为调兵运军火之用”。1887 年奕譞奏准由开平铁路公司修建由阎庄至大沽、天津的铁路，开平铁路公司随即公布招股章程，并宣称将开平铁路公司改名为中国铁路公司。翌年津沽铁路告成，“煤矿商人及铁路各商均以铁路便宜，力求由天津接造至通州”。李鸿章从加强京畿地区防务和巩固自己所控制的北洋地盆出发，力主修建津通铁路。他致函奕譞等，说“查看情形，通州铁路似不能不就势接做，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关系非浅。”奕譞等基于调兵征饷、巩固近畿海防考虑，上疏表示“臣等公同商酌，拟请准如所禀办理，仍令津沽铁路公司商人照章承办，以专责成而资熟手。”清廷准其所请，但却遭致翁同譞、孙家鼐、恩承、徐桐、屠仁守、余联元、洪良品、徐会沣、游百川等数十名京官的激烈反对。他们有的致函奕譞，有的上疏清廷，或谓“铁路有害无利”，或“请毋建津通铁路”，或“谓铁路宜于边地，不宜于腹地”，气势汹汹。李鸿章不畏权势，致函奕譞指名道姓地批驳论辩，淋漓痛快，泼辣透辟。海军衙门也遵旨议复，批驳所谓铁路“资敌、扰民及夺民生计”等“局外浮谈”，申明“创兴铁路，本意不在效外洋之到处皆设，而专主利于用兵：不仅修津通之路，而志期应援全局。”洋务派和顽固派各执一端，清廷难以作出抉择，认为“在廷诸臣， 于海防机要，素未究心，语多隔膜”；而各省将军督抚“身膺疆寄，办理防务，利害躬亲，自必讲求有素”，因此令其“按切时势，各抒所见，迅速复奏”。结果除两江总督刘坤一、台湾巡抚刘铭传、署江苏巡抚黄彭年表示赞成修建津通铁路外，其余不是反对，便是附有“勿使民有怨咨”等条件，或者宣称“不敢凭空揣摩”。两广总督张之洞则企图限制李鸿章淮系势力的扩张，建议暂停津通，改筑卢汉（卢沟桥至汉口）路。1889 年 5 月清廷作出决断，肯定修筑铁路“为自强要策”，宣布“但冀有利于国，无损于民，定一至当不易之策，即可毅然兴办，毋庸筑室道谋”：然而又有意扬张抑李，决定搁置津通路，修筑卢汉路。李鸿章方清廷批准兴办铁路而高兴，为其扬张抑李而哀鸣：“鸿章老矣，报国之日短矣！即使事事顺手，亦复何补涓埃！所愿当路诸大君子务引君父以洞悉天下中外真情，勿使务虚名而忘实际，狃常见而忽远图，天下幸甚！大局幸甚！”当然，李鸿章绝不会善罢甘休。适值沙俄加紧修建东方铁路，清廷出于国防考虑，决定立即修建关东铁路以相抗衡，特派李鸿章督办一切事宜。1890 年李鸿章会同总署大臣奕譞奏准“缓办卢汉铁路，先办关东铁路”，“将卢汉铁路拨款，移作关东铁路之用。”关东铁路“由林西造于路出山海关至沈阳达吉林，男由沈阳造枝路以至牛庄、营口”。1891 年李鸿章在山海关设立北洋宫铁路局，翌年动工修建关东铁路，1893年铺轨到山海关，1894 年中日战争爆发前，修路至中后所。这段铁路的修建经费全由清政府筹拨，因之称为“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