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移督直隶

李鸿章指挥淮军***了捻军，用贫苦人民的鲜血换得了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的头衔，按常理，似应感到欣慰，但事实上恰恰相反。他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懂得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对于自己是既倚重又压制，随着捻军的溃败和淮军的势盛，必将加剧自己同清廷的紧张关系。清廷把直隶和两江这两个关系南北大局的总督桂冠，分别授予“剿捻败将”曾 国藩和“威望过轻”的马新贻（字谷山），谕令自诩为“剿捻功臣”的李鸿章来京陛见，并催促因“剿捻”而进入近畿的淮军撤回黄河以南。凡此种种，使李鸿章切实感到清廷疑忌之深和自身处境之险，因而决意仿效湘军攻陷天京后曾国藩的做法，裁兵自敛，持盈保泰。他一面奏请陆续裁撤淮军；一面向朋僚表露“撤军归农”之意。他致函马新贻说：

弟为养此军，平中原之贼，而冒中外之不韪，吴人之怨，今幸句当已了，撤军归农是吾素志，此后扁舟垂钓，不复与闻军事，可告无罪。或谓宜留骁健，以备后患，滌相亦请留二万余人，未知主人翁能不惮烦否？所谓“撤军归农”云云，实际上是李鸿章对清廷玩弄的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他既想保留淮军精锐，又欲巩固已有权势，并没有放弃军权、退隐山林之意。后来他致函挚友郭嵩焘说：“鸿章于捻平时，亦欲抽身，踌躇四顾，无可与言，姑就疆事，与为委蛇。”

1868 年 10 月 5 日李鸿章抵京入觐。他在北京逗留将近一月， 首次拜谒慈禧和同治，被赐予紫禁城内骑马如仪。他还访亲问友， 会见军机大臣奕、文祥、宝等权贵。他向当轴陈述了自己对国事的看法，进言“军国以一事权为要”，并推崇郭嵩焘“通达夷务治体”，“请召用京秩为宜”。他还进一步了解了清廷核心人物的心态及其对淮军和曾国藩的意向。他致函丁宝桢说：“内意虑左帅难了西事，欲留敝军以作后劲”。他通报曾国藩说：“侧闻天语，留待撤军议定再行北上。枢廷自恭邸以次，皆属鸿章赴金陵劝驾，并商筹善后各事。…………内意必欲吾师坐镇畿疆，入都后必有不可中止之势，望预为筹备。”从这些信件中可以看出，清廷决意让曾国藩议定撤军事宜，然后移督直隶，并令李鸿章保留部分淮军，以备“助左平回”。11 月 1 日李鸿章出京南下，沿途照料各营，直至 12 月 9 日始抵南京，曾国藩亲自出城迎接。李鸿章与曾国藩、马新贻会筹淮军撤留事宜，决定裁遣马步 50 营，藉以缓解清廷疑忌：并以“中原甫定，南北尚有伏莽，百战劲旅必须酌留***”为由，奏请保留 75 营，其中铭军 20 余营留防直鲁交界，以备曾国藩履任后调遣，庆、勋两军 20 余营驻防江苏，交马新贻调遣；自带郭松林武毅军、周盛传盛军和亲军枪炮队等 19 营赴鄂，以资钤制。后因潘鼎新回任山东藩司，留鼎军 7 营分防鲁境。经过“剿捻”战役，淮军防区从江苏一省而扩展至苏、鄂、直、鲁四省。直、鲁为畿辅重地，苏、鄂为财富之区。淮军酌留精锐 3万，并获得优厚地理条件，从而为李鸿章淮系政治势力的膨胀奠定了基础。

南京会商之后，曾国藩启程北上，就任直督；李鸿章始则返乡省亲，继而于 1869 年 2 月抵达武昌，接任湖广总督。起初他因“诸务生疏”，“尘牍山积，殊形竭蹶”，甚至无暇给“四方旧好”“一通尺素”。后来他更为淮军的衰败而焦虑不安。刘铭传、潘鼎新、郭松林及其所部，是淮军的主力。李鸿章说：“吾军惟三君为大枝，诸将以三君为最大且老也”。然而除郭松林外，刘、潘二人却相继辞官，刘氏拒赴直隶提督之任，潘氏不愿奉旨赴左宗棠军营差遣。李鸿章致函曾国藩说：“近来淮将暮气颇深，纷纷乞退，鸿章忝窃虚誉，每惧兵事不得脱身，旧部日渐零落，势难再兴，致负期许。”

正当淮将纷纷乞退之际，李鸿章奉命入川查办四川总督吴棠被参案。云贵总督刘嶽昭参幼吴棠赴任扰索、收受属员规礼、卖缺卖差、调济私人、收受滇抚差官馈贻。孪鸿章深知吴棠“圣眷颇隆”，查办“殊难下手”，因而始则磨磨蹭蹭，6 月 29 日接到命令，8 月 9 日从武昌动身，10 月 22 日才抵达成都；继而草率结案，11 月 6 日就奏上《查复吴棠参案折》，说所参各节，均属空言，在籍绅士僉称吴棠善政宜民。李鸿章曲意包庇吴棠，正中慈禧下怀，致使被告蒙混过关，而原告却受到申斥处分。

1870 年 2 月，李鸿章回到武昌不久，便奉旨督办贵州军务，***苗民起义，由李瀚章署理湖广总督。李鸿章对清廷的决策，十分反感，分别致函潘鼎新、曾国藩大发牢骚：“昨奉旨驰赴贵州，督办军务，但令整顿川湘援黔各军，酌调旧部，并未拨给何处实饷。甘军岁得饷九百万，鄙人南征无足重轻之地，乃可不名一钱耶？”“军兴二十年，尚不知兵饷为何事，若只身前往即可了贼者。”他上奏清廷，强调饷事、地势军情、采办转运困难，不宜贸然前往，恳请“勿责速效”，表示“俟李瀚章到鄂交替，并后路筹有规模，即行启程，由湘赴黔”。

正当李鸿章故作迟迴之际，陕西形势发生突变，回民义军击毙湘军悍将刘松山，挺进陕西榆绥延各属，大有同当地所谓“土匪溃勇”联合抗清之势。3 月中旬清廷决定移缓就急，饬令李鸿章挥师援陕。其实，李鸿章既不愿“南征”，也不愿“北指”。如果说，他不愿“南征”，主要是因为视贵州为“无足重轻之地”，那么他不愿“北指”，就主要是左宗棠的缘故了。左、李各争雄长，左宗棠把西北视作禁脔，以***回民义军为己任，对于李鸿章之来，“颇涉惊疑”，而李鸿章也不愿跟左宗棠共事，入陕“即觉味如嚼蜡”。李鸿章对待援陕之命，犹如援黔一样，采取了拖延战术，直至 7 月下旬才到达西安，并且声称“愿借防秦养拙，作壁上观耳”。李鸿章到达西安仅仅七天，就接到“酌带各军剋日起程驰赴近畿一带相机驻扎”的密谕，如猿得芋，匆促成行，表示“在陕本为赘疣，藉此销差，氓然无迹，壹意驱车渡河”。8月末李鸿章在获鹿县行次，接到调补直隶总督的上谕，“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至此，李鸿章结束了在湖广的任职。

李鸿章移督直隶，同两个偶发事件有关。1870 年 6 月 21 日天津发生了火烧望海楼教堂、殴毙法国领事丰大业等人的教案。奉命查办的直隶总督曾国藩“谤议丛积”，旧病复发。天津教案尚未了结，江南又起波澜。8 月 22日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张文祥刺杀， 震动朝野。此事与裁撤之湘军有关。面对如此严重的“内忧外患”，清廷不得不借重李鸿章及其淮军。清廷起初是让李鸿章移师入直，预防法国水师侵扰；继而调李鸿章为直隶总督，以代替调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而湖广总督一缺，则令李瀚章调补。这次人事变动，标志着在清朝的政治天平上，李鸿章压倒了曾国藩。清廷让曾国藩从直隶移督两江，显然是为了推卸天津教案办理不善之责和借助其威望镇抚“江表疆，东南财赋”。曾国藩辞让不就，李鸿章致函劝慰：“谷山近事奇绝，亦向来所无。两江理大物博，断非师门莫办。”“若七年秋不妄更动，或谷山僻在海滨，竟免斯厄。每读负乘致寇之语，不禁瞿然。江介伏莽最多，非极威重，不足销无形之隐慝也。”在这里，李鸿章公然把曾国藩、马新贻的厄运，统统归咎于 1868 年清廷人事安排的失误，倾吐了长期郁积于心头的不满情绪。

清屯令李鸿章受代畿篆，意甚深远。畿辅为首善之区，清朝统治中心。直隶总督系疆臣之首，肩负拱卫京师、就近顾问之责。清廷让李鸿章移督直隶，首先是想借重由他控制的淮军。

1868 年清廷曾因重视练军，不愿勇营参与畿辅防务，而谕令淮军移撤黄河以南。当时让曾国藩移督直隶的目的之一，就是借重其经验，整顿练军。直隶练军，始建于 1863 年直隶总督刘长佑。他用湘军营制办法改造绿营兵勇，使之从绿营营汛中独立出来，单独成军。共设 6 军，每 5 营为 1 军，军有统领，下设文武翼长。

每营 500 人，6 军共 15000 人。直隶练军虽经曾国藩进一步用湘军勇营的治军精神加以改造，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无力单独保护畿辅。而湘军早已衰败，曾国藩督直时并没有嫡系武装以作后盾，只得依恃淮系铭军，摆脱“孤立无助”的困境。淮军装备和操练的近代化程度，超越所有清军而独占鳖头，是当时最精锐的部队。清廷环顾左右，认识到要确保京师安全，只有借重淮军。李鸿章不仅是淮军的统帅，而且具备外交的经验和才能。正如工部尚书毛昶熙所说：李鸿章“昔在江南，曾能驱策洋将，使为我用。知己知彼，成竹在胸”。清廷以李代曾总督直隶，就是企图依靠李鸿章及其淮军安内攘外，防患固本。李鸿章深知清廷用意，也就更加“赤胆忠心保皇朝”了。他上疏“恭谢天恩”，并陈述施政方略。他说：兹蒙简命，调任畿疆，值海防吃紧之秋，正臣职难宽之日。惟畿辅要区，为皇都拱卫，根本大计，纲纪攸关，稍存瞻顾之心，即昧公忠之义。现在津案未结，河工待修，凡柔远能迩、练军、保民诸事，皆当规划闳远，非老成硕望如曾国藩不足以资镇抚。特以江表疆，东南财赋，亟须得人而治。臣虽梼昧，何敢畏难诿卸，上负圣明。惟有勉竭愚忱， 一守曾国藩旧章，实力讲求，倍矢兢惕，以图报称而慰宸廑。

在这里，李鸿章表示决心信守“公忠之义”，遵循曾国藩“旧章”，兢兢业业地作好外交、练兵、保民等各项工作，以报答清廷知遇之恩。

9 月 20 日李鸿章到达天津。30 日从曾国藩手中接受直隶总督关防印信，从此开始了历时二十五年的直隶总督生涯。

李鸿章上任不久，直隶总督的权势就有所扩大。10 月 10 日工部尚书毛昶熙呈递请撤三口通商大巨条陈一折，认为办理外交通商事务大臣，脱离本省督抚而设专职，“有绥靖地方之责，无统辖文武之权”，地方官往往“坐视成败”，不肯相助，以致发生严重问题，因而奏请撤销三口通商大臣，所有洋务海防各事宜，著归直隶总督经管，一如南洋通商大臣之例。奕等总署大臣遵旨议复，支持毛氏建议。11 月 12 日上谕称：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毛昶熙请撤三口通商大臣条陈一折，洋务海防，本直隶总督应办之事。前因东豫各省匪纵未靖，总督远驻保定兼顾为难，特设三口通商大臣，驻津筹办，系属因时制宜。而现在情形，则天津洋务海防，较之保定省防，关系尤重，必须专归总督一手经理，以免推诿而责专成。著照所议，三口通商大臣一缺，即行裁撤，所有洋务海防事宜，著归直隶总督经营，照南洋通商大臣之例，颁给钦差大臣关防，以昭信守。其山东登莱青道所管之东海关、奉天奉锡道所管之牛庄关，均归该大臣统辖。通商大臣业已裁撤，总督自当长驻津郡，就近弹压，呼应较灵。并著照所议，将通商大臣衙署，改为直隶总督行馆。每年于海口春融开冻后，移驻天津，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

这次“改定章程”，既解决了直隶总督和三口通商大臣各自为政、互相掣肘的矛盾，使李鸿章身兼二职、“权一而责巨”；又解决了“省防”和“洋务海防”的战略地位问题，使李鸿章的工作重心，从传统的“保定省防”转向“天津洋务海防”。清廷的决策，适应了国内外形垫的变化，有利于推进“洋务”活动和“海防”建设，防患固本。

对于清廷此次“变计”，李鸿章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忧在“事烦责重，深虞丛脞贻误”。他致函曾国藩，倾述“惴惧”之情：

通商海防各事归并，权一而责巨，鸿章才力实不克胜， 兼之内无代理笺奏之人，外无堪寄兵政之选。津保分驻，必误地方，且亦疲于奔命。至三口陵夷已久，振刷为难。思之万分惴惧，丛傍负咎在指顾间。尚求随时教掖之。当然，忧虑并非主要倾向。李鸿章清醒地认识到出任内受清廷依寄、外而表率督抚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要职，地位提高了，权势增强了，因而兴奋不已，特地向李鹤章表示“兄以深沐皇恩，遇事必再三慎重。”他遵旨酌议应办事宜，认为“天下大势，首重畿辅”，清廷此次“变计”，“询属未雨绸缪之策”。目前最急者，须先添设津海关道一缺，专管中外交涉事件及新、钞两关税务，兼充直隶总督海防行营翼长。至于选将、练兵、筹备海防一节，“尤为目今要务”。畿辅重地，形势严峻，“外人窥伺，内匪窃发，刻刻堪虞”，而绿营官兵腐败不堪，从中挑选加饷操练，“外貌即似整齐，实恐难当大敌”。因此，他一面奏调淮军“为拱卫畿捕之师”，一面整饬练军，装备近代枪炮，增加洋枪教官，努力提高其战斗力。平时以淮军守卫海口，练军镇守内地要冲，一旦外敌入侵，练军也被调往沿海助战。

李鸿章深知“备位近畿”，必得“要路之助”，方能立足。然而，他环顾左右，触绪增悲。他师事近卅年、“患难相依最久，艰难时局赖共支持”的曾国藩，不幸于 1872 年 3 月突然病逝，这使他“忧悸欲绝”，“夜阑依斗，辄用愀然”。此时此刻，他只能表示继承乃师衣钵，使“薪尽火传”，却再也得不到“仙逝”者的余荫了。他原先所赖以疏通慈禧的奕，也江河日下，“晃荡不能立足”。慈禧对奕采取两面政策，既让他主持“权而要”的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又利用顽固派奕譞、李鸿藻牵制他。奕譞是道光第七子，奕异母兄弟，慈禧妹夫，1851 年封为醇郡王，1872 年晋封醇亲王。慈禧把他拉过来，使之由奕的支持者变为反对者。奕譞“疾其兄之专权，久有眈眈之意”。李鸿藻（直隶高阳人，字寄云，号兰孙），咸丰进士，1861 年诏为太子载淳师傅，1864 年摧内阁学士，署户部尚书。慈禧于 1865 年底把他派入军机处，使之同奕唱反调。奕“当国，阴行肃顺政策，亲用汉臣”，李鸿章“尤所倚赖”。然而，奕譞、李鸿藻却秉承慈禧意旨，抑制奕及其所“倚赖”的李鸿章。1875 年 1 月同治载淳病死，慈禧为了继续垂帘听政，独揽大权，强寥譞之子、年仅四岁的载湉为帝，改元光绪。奕譞“挟太上之尊，树用私人，结党相倾，恭王之势渐孤”。李鸿藻也依仗军机大臣的职权和门生故旧众多的条件，“引荐端士”，把大批新进的御史、翰林聚结在自己周围，壮大声势。这些人自视甚高，大胆敢言，议论风发，专事搏击，号称“清流”，有“四谏”、“十朋”等名称。其中张之洞、张佩纶尤为李鸿藻所器重。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晚号抱冰，同治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土、内阁学士等职。张佩纶（字幼樵，又字篑斋，同治进士）历任侍讲、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等职。他们都是直隶人，李鸿藻籍隶高阳，张之洞祖籍南皮，张佩纶家乡丰润，固结门户，相互利用。时人有云：“二张一李，内外唱和，张则挟李以为重，李则饵张以为用，窥探朝旨，广结党援”，“排斥异己”，主张整饬纪纲，反对列强侵凌，但对“师夷长技”则因人而异。清流派的崛起，并不是清政府允许议政的表现，清流派成员也绝不是真能改革朝政、抵抗侵略、打倒权贵的勇士。相反地，清流派是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洋务派与顽固派、湘系集团和淮系集团斗争的夹缝里钻出来的一种舆论力量，实质上是清朝统治者面临危机时进行调节的工具，是掌握最高统治权的慈禧操纵不同政治派系力量天平上的砝码，而其主要倾向则是暗中放任“清流”议论时政，当作“公论”、“清议”来牵制奕、李鸿章等洋务派。因而在同光之际，针对奕、李鸿章的政朝迭起。

1872 年御史李宏谟奏请直隶添设巡抚。11 月 28 日邸钞刊登上谕说：“御史李宏谟奏直隶政务日烦请添设巡抚一折，著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按清制，早在乾隆二十八年就裁撤了直隶巡抚，巡抚事务由总督兼任。李鸿章就任直督兼北洋大臣刚刚两年，李宏谟就奏请直隶添设巡抚，显然意在削弱李之权势，牵制李之作为。敏感的李鸿章，一眼就看穿了个中奥秘。他致函友人， 大发牢骚：

直省添设巡抚，言者三条，细按均未著实。吏治须藩臬帮助，巡抚只多一办例稿之人，即多一意见掣肘之人。军务本总督专责，巡抚无兵亦不知兵，从何策应？河工虽钦差大臣防护，亦不能不溃决。京官不识外事，偏又喜谈外事，言之娓娓动听，丝毫不关要害。若为复设三口游说，更为诡诈难测，官民皆穷，万万供养不起。曾文正于归并通商时，曾力持不可添巡抚之议。不料旧话重提，新样大翻，潞公识虑迥超庸众，谅能主持一切。鸿章私幸议准，即常驻津门，作一局中闲人，进退绰有余裕矣。所谓“私幸议准”，“作一局中闲人”，并非由衷之言，其本意是维持现状，大权独揽。遵旨会同等议的军机大臣文祥和吏部意见相左，吏部有意批准，文祥坚决反对。文祥是奕的主要帮手，被李鸿章誉为“旗人中麟凤”。1873 年 7 月末李鸿章在写给沈葆桢的信中透露：“添设保定巡抚之议，闻系旁人觊觎添缺，遂不顾事理之当否。吏部尚欲准行，经枢垣文相力持不可，似专为迁就敝人者。其实有两京兆分管二十四州县，热河都统分管承德府，直省何曾仅止一督？郭筠仙尝谓督抚同城，为我朝弊政，与尊论同，非久为历练者无此卓识也。”

直隶添设巡抚之事刚刚结束，重修圆明园问题又成为政争的中心。圆明园位于北京西郊，是清朝皇帝的一座别宫，规模宏伟，景色秀丽。1860 年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烧毁后，慈禧少了一个寻欢作乐的场所，一直悒悒于心。1873年 8 月慈禧就用亲政只有半年的同治的名义下令重修圆明园，说是以示皇帝对皇太后的“孝养”之意，其实是慈禧企图重圆奢侈豪华的旧梦。当时清王朝刚刚从农民反抗风暴中挣扎过来，百孔千疮，“民穷已极”，“伏莽遍天下”，“国家要害尽为西夷盘踞”。形势严峻，不该也无力修复如许豪华的名园，要修就势必搜刮人民的脂膏和大小官吏的钱袋，此实乃致乱之道。御史沈淮、游百川首先抗疏反对，接着奕出头拦阻。但慈禧一意孤行，照修不误。李鸿章慨叹不已，声称“四方甫定，而土木游观之工，纷然并举，民力几何，徒增忧喟”。他抓住李光昭报效园工木料结讼之事大作文章，支持奕等人的抗争。原来慈禧派了一个候补知府李光昭向法、美商人购买洋木，以供修复圆明园之用。李光昭财迷心窍，所购洋木值银 5 万余元，但却虚报为 30 万两。法、美两国奸商也存心欺蒙，运来一堆朽木烂材。李光昭认为洋商违背合同规定，不肯给价收货。洋商跑到北洋大臣衙门控告李光昭不履行合同义务，并举出合同内有“圆明园李监督代大清皇帝立约”字句，一口咬定李光昭是太后和皇帝的代表。1874 年 8 月 14 日李鸿章上疏把这场官司和盘托出，请示清廷处理办法。慈禧和同治尴尬万分，只得拿李光昭开刀，说他“欺罔朝廷，不法已极”，著“即行革职，交李鸿章严行审究，照例惩办”。李光昭后被定为斩监候，秋后处死。慈禧原以为这场风波就此可以平息了，殊不料御史陈彝、孙凤翔纷纷上疏追究主持圆明园工程的内务府大臣欺蒙之责。慈禧无奈，只得将总管内务府大臣崇纶、明善、春佑革职留任，并于 9月 9 日下令停止圆明园工程，酌量修理三海。当然，慈禧决不会善罢甘休，她为自己美梦的破灭而怨恨，在下令停止圆明园工程的第二天，就用皇帝名义，以召对时“语言之间诸多失仪”的罪名，惩办奕父子，“革去[奕]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载澂革去贝勒郡王衔，以示惩儆。”然而仅仅过了一夜，同治又奉慈禧懿旨赏还了奕父子的爵秩。慈禧简直把奕玩于股掌之上，谴责之以示威，开复之以示恩，致使王公大臣以下敬畏有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