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在苏南每从太平军手中夺得一地，就立即重建政权，以“霸术治民”，并被追采取一些以退为进的政策。所谓“霸术治民”，就是在政治上对人民实行专政。
李鸿章在所谓“用沪平吴”时，认为常胜军“往往破贼而不能多杀贼，故须我军偕作以辅其力所不逮也。”淮军侵入太仓后，“为了搜罗人头，屠杀了几万和平居民”，并对太平军俘虏施以“最精细的残忍酷刑”。据外国目击者说：
他们的衣服全被剥光，每个人被绑在一根木桩上面，…………他们身体的各个部分全被刺入了箭簇，血流如注。这种酷刑还不能满足那些刑卒的魔鬼般的恶念，于是又换了另种办法。…………从这些俘虏身上割下了，或者不如说是砍下了一片片的肉，…………这些肉挂着一点点的皮，令人不忍卒睹。…………这些可怜的人们在数小时之内都一直痛苦地扭动着。大约在日落时分，他们被一个兽性的刽子手押到刑场上，这些家伙手里拿着刀，急欲把自己的双手染满鲜血，简直象个恶魔的化身。他抓住这些不幸的牺牲者，威风凛凛地把他们拖到前面， 嘲笑他们，侮辱他们，然后把他们乱剁乱砍，用刀来回锯着，最后才把他们的头砍断一大部分，总算结束了他们的痛苦。李鸿章在会同戈登施展诱降阴谋夺取苏州后，竟然下令：“凡是苏属口音者，悉放归，南京以上，不分良莠尽杀。”当淮军侵占无锡以后，“这批卑劣的家伙本其惯技滥杀无辜的居民，估计惨遭杀戮的达六千人以上，他们唯一的罪名就是居住在太平军的城市里。”淮军对常州也同样进行了烧杀抢掠。赵烈文记载其家乡常州阳湖县被劫惨象时说：
同乡丁听彝来，久谈，饭后去。里中复后，渠从江阴口至家，住七日。城中情形，惨不可闻，尸骸遍地。渠到时为五月底，距城破已五十余日，尚未检拾，臭气四塞。房屋俱被兵占住或毁坏，莫敢一言。守城系张树声所带某字营，分四门，不准乡民人内，每日尚四出往乡村有人处抄扰，…………乡间弥望无烟，耕者万分无一。据不完全统计，从 1862 年 5 月淮军与英法干涉军、常胜军会攻南桥开始到 1864 年 5 月淮军与常胜军攻陷常州为止，中外***联军仅在苏南几次较大的战役中就杀害太平天***民约达 10万多人。
李鸿章淮军的残酷屠杀，既是阶级报复，又是为了掠夺财富。
据柴萼记载：
（淮军）初赴上海时，饷项匮乏，食米而外，仅酌给盐菜资。及接仗克城，人人有获，每向夕无事，各哨聚会，出金钏银宝堆案，高数尺许，遇发饷时，多寡不较也。文忠知之，明订九关，杜营哨虚冒，遂为成例，入于奏案。其时米价极昂， 石值银五两，各军克城，辄封存敌所囤米，据为私有，文忠出示收买，定价石银三两，出入一律，亦为成例定案，淮军统将，往往以此致富。
这清楚地说明，李鸿章是淮军官兵肆意焚杀虏掠的罪魁祸首。当群众抓住为非作歹的兵勇来辕喊冤时，“辄以土棍之罪罪之，民益无聊。”据赵烈文的同乡揭露：
（李鸿章）闻人言兵勇不戢，辄大怒。锡人杨艺芳，其年侄，李所[信]任，一言及之，遽曰：“不必言，吾皖人皆当诛。”杨战慄而出。正是由于李鸿章的纵容，致使苏南“剽掠无虚日，杀人夺财，视为应然。”
李鸿章命令各地绅董设立善后局，名曰抚恤民生，实则残民以逞。以常昭为例。李鸿章札委前常熟知县周沐润总办常昭善后事宜，照会富翁赵宗建等设善后局。“自此破靴党已如饿虎出林，挨拥入局办公。巍然董事，扛帮唬诈。”局中“置备刑具，挂牌放告。乡民具享者接踵而来，或控伪乡宫威逼，或控土匪抢夺，一一查拿到案审问。”“一切词讼，悉由局董作主，以钱之多寡，定事之曲直。”乡民进城需有局颁路凭，“如出城再需进城，小民俱于臂上印一方图章为记。”局中还遣绅士“清理城邑”，即“分段同该图地方，往各公馆开写姓名男女数目登册送局，由捐分给清户门牌。阅数日一查，照牌点验，人数不得多少，谓之查门牌。各绅称本邑巡查绅士。时官兵去攻打江阴，百姓纷纷回家，其曾为贼而不当兵者，呼之为毛里光，概逐出城，城中渐就肃清。”
李鸿章还令各乡镇设难民局，“收养流离失所之民”。
请看无锡的惨景：无锡虽然设了难民局，但因“米珠薪桂，终难周全，冬春之饥寒交追，夏秋之暑湿薰蒸，病死无数，非独殓无棺木， 葬亦开千人坑埋之。且夫役扛尸，尝以两尸为一杠，甚至有未气绝者，夫役曰：带去。或能言未死者，则曰：早晚一样。竟带去埋之。”
由此可见，所谓难民局，名曰“收养”实则残害“流离失所之民”。
以李鸿章为首的在苏南复辟的地主政权，积极维护地主利益，没收所谓“逆产”，清查庐舍田地，各还原主，尚未查得业主者，等业主续归，再行给还。因而那些曾在***风暴打击下一度成为“惊弓之鸟”的大大小小的地主们，现在又依靠封建政权卷土重来，回窜乡里，夺田追租，劫掠农民财产。他们有的自称“原主”，随意圈占荒地；有的乘农民“无以自存”之际，趁火打劫，以极低的代价，“购买”农民的大片土地；有的勾串地保、胥吏之类，任意“飞诡侵挪”。
李鸿章面对被兵地区“人民稀少，田野荒芜，蚩量孑遗仍多冻馁而死”的严酷现实，为了尽快地恢复和稳定封建统治秩序，还采取了“招垦升科”和“蠲减钱漕”的措施。
李鸿章深知欲复元气，应首重农功，而要恢复农业生产，就必须招徕农民，垦辟荒田。1863 年 12 月李鸿章攻陷苏州后，采取“招垦抚恤”政策，“资遣难民回籍十余万人，并发牛种，招集流亡垦荒。”他的丁未同年溧阳陈鼐时在幕中，“赞襄其事甚力”。李鸿章虽然“日与官绅谋所以招垦抚恤之方，但苦无款可筹”，加之没有妥善章程，未能切实筹办，因而成效甚微。
除“招垦抚恤”外，李鸿章还在苏南因地而异地奏准暂行“豁免钱漕”或永久裁减粮赋浮额。1863 年 6 月始而奏准豁免太仓州、镇洋、常熟、昭文、昆山、新阳、嘉定、金山等县本年漕粮，继而奏准裁减苏松太粮赋浮额，1864年 11 月又奏准豁免江宁府属上元、江宁、六合、句容、江浦、溧水、高淳 7县钱漕三年。清朝大吏把李鸿章的“蠲减钱漕”吹嘘为“恤民至计”，是造福于“遗黎”的“惠政”。其实在阶级社会既无超阶级的“民”，又没有代表全民利益的“惠政”。李鸿章的“蠲减钱漕”纯属地主阶级的阶级政策。
据说减赋之议，首倡于冯桂芬，李鸿章遂请郭嵩焘与冯桂芬研究有关事宜。吴云向郭嵩焘进言并著书申述重赋之害和减赋之利。郭篙焘得吴云书后，携至幕府，与冯桂芬等互相传阅。李鸿章适至，看到是书，赞佩不已，连称“聪明，聪明！是极，是极！”因告郭嵩焘：“可即上详文”，并嘱咐冯桂芬：“老前辈即拟奏稿”。李鸿章认为此举事体重大，函请曾国藩主奏。曾国藩夏信表示赞同，请李鸿章主稿并挈衔速奏。1863 年 6 月曾、李会奏请旨核减苏松太粮赋浮额，7 月奉旨准行。
李鸿章认为漕粮乃“天庾正供”，而苏松太三属漕粮积弊太深，急需改革，他提出应“以核减浮粮为理漕之纲，即以办理均赋为治漕之用。”
何谓“核减浮粮”？在李鸿章看来，苏省钱粮甲于天下，而苏松太三属尤甲于通省，比毗连的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镇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一二十倍。由于“赋重民穷，有不能支持之势”，所以出现了极不正常的现象。一曰：“坚持不减之名”，而行“暗减之术”。督抚部臣默许州县捏灾，致使“无岁不荒，无县不缓，以国家蠲减旷典，遂为年例。”一曰：“宫垫民欠”，“所谓垫者，岂州县之果能垫哉？不过移杂垫正，移缓垫急，移新垫旧，移银垫米， 以官中之钱，完官中之粮，将来或额免，或摊赔，同归无著、犹之未完也。”这就造成了赋额重而征收实少的问题。本来苏属全漕 160万，但在咸丰朝十年中征收百万以上者仅 1 年，80 万以上者 6 年，而皆有官垫民欠 10 余万在其中，是最多之年民完实数不过 90 万。
苏松太粮漕甚重，平时都难以承担，何况战乱之余，按额征收更是难上加难。经过拉锯战，苏省“一望平芜，荆榛塞路，有数里无居民者，有二三十里无居民者，间有破壁颓垣，孤嫠弱息百存一二，皆面无人色，呻吟垂毙”，伤心惨目之状，实非郑侠流民图可比。一个常胜军的军官透露：“程[学启]和李[鸿章]就是最大的破坏者，现在遍地蔓延着的巨大灾难全都得感谢他们两人所赐。”面对这种残破局面，“欲责以重赋，责以数倍他处之重赋，向来暴敛横征之吏，所谓敲骨吸髓者，至此而亦无骨可敲无髓可吸矣。”
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减赋”就成了历史之必然。李鸿章建议“比较历来征收各数，酌近十年之通，改定赋额，不许捏灾，不许挪垫，于虚额则大减，于实征则无减。”李鸿章的“减赋”实质上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政策，即所谓“以与为取，以损为益者，方将借减赋之名，为足赋之实。”
减赋乃“转移之善术”。在李鸿章看来，“办灾办缓，权在胥役， 防弊虽有百法，舞弊奚止千端，止此民力，止此地产，不减额之弊， 在多一分虚数，即多一分浮费，减额之效，在少一分中饱，即多一分上供，减额既定，胥吏无权，民间既沾实惠，公家亦有实济。”
减赋乃“劳来之善术”。李鸿章认为，“吴民死亡之外，大半散之四方，故乡赋重，望而生畏，寻常蠲缓，不足去重赋之名，招之不来，荒田愈久愈多，何法以治之？惟闻减赋之令，必当争先复里。”
减赋乃“固结招徕之一法”。李鸿章说：“乡民”“一闻减赋之令，必当感激涕零，望风增气，他日军麾所指，弩矢之驱必更奋，箪壶之雅必更诚。”
由此可见，李鸿章奏请减赋，一方面是想“借减赋之名，为足赋之实”；使清政府得到“实济”；另一方面是想动员“吴民”“争先复里”、“踊跃输将”和积极支持***战争。
李鸿章笔下之“吴民”，从阶级成分来看，主要是指地主而言，同时也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在内。
漕粮是以土地所有者为征收对象，而当时的土地大部分掌握在地主手里，少部分归自耕农所有。因而减赋直接涉及地主和自耕农的利益自不殆言，但同无田而租人之田者也并非毫无关系。因为早在“康熙四十八年，给事中高遐昌奏，遇蠲免钱粮，将佃户田租亦酌捐免，奉旨必得均平，方为有益，寻户部议业主蠲免十分之七，佃户十分之三，永远为例。”
当时“散之四方”的，如果只有“殷实”地主，而无“绝苦之家”，那就绝不会出现“田多佃少”、“土地荒芜”的情况。李鸿章所说的“招抚流亡”，显然不限于动员逃亡地主回家，也有争取逃亡农民返乡、借以恢复生产、稳定统治之意。
抵死抗拒太平军的“乡团”，是由地主绅士倡率，而以“农夫牧竖”为基本成员的。所谓“农夫牧竖”，就是李鸿章所说的“愚贱”者流。李鸿章减赋的目的之一，就是动员从地主阶级中浮现出来的那股反动势力和诱骗闭塞落后的“农夫牧竖”起而对抗农民造反。
何谓“办理均赋”？在李鸿章看来，苏松漕粮积弊视他省为甚，其最不平者，莫如大小户之分。因有大小户之名，不是根据土地占有情况，而是“以贵贱强弱定钱粮收数之多寡”。缙绅大户凭藉权势“包揽短交”，而小户则被官吏任意抑勒，以为挹彼注兹之计。“小户不胜其苦，其黠者又诡寄于大户”，结果“大户益多，小户益少，其势遂偏重于一二安分之平民，而催科敲扑之惨，拘系之繁，无一非伤民气者。”
由于苏松征收漕粮，向有大小户名目，轻重不均，不仅使地主阶级内部大地主和中小地主发生利害冲突，而且也使地主和自耕农的矛盾日益激化。李鸿章深感这种局势的危险性，力主采取措施抑制一下“短交钱漕之绅户”，缓和地主内部以及地主同自耕农的矛盾，以期巩固清朝统治，更有力地***农民造反。他建议在苏松漕粮核减后，应“明立章程，酌定折价，绅衿平民一例完纳，永远革除大小户名目，不使州县陵虐小民敢为暴敛而不顾，亦不使各项陋规困苦州县迫使病民而不辞。”
更新于：2个月前
